重生：海德格尔与存在主义

“存在”是西方哲学中最古老的词语，它与“理念”、“善”、“上帝”和“逻各斯”这些词语共同构建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古典传统。“存在”一词也有译成单音节的词语“是”、“有”、“在”的，这是因为“存在”这个词在希腊语那里（einai、to on、ousia或parousia）就有上述三种含义，即作为系词的“是”，作为持有的“有”，作为实存的“存在”。但是，汉语里却没有一个词同时兼有这三种基本含义。将这个词翻译成双音节的“存在”，比较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感，但并不能完全表达出这个西方哲学核心术语的多重含义。

亚里士多德说，善有多种含义，而存在也有多种含义，很多的东西都叫存在，比如上帝存在，小孩存在，那么，所有这些东西为什么都可以叫作存在呢？是什么把存在的多种含义集中到一起呢？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追问的“存在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概念主要是从其系词的功能（“是”）抽象出来的。追问一个事物的“存在”就意味着追问它既然已经存在在这里了，并已经如此这般了，那么，它之所以如此这般存在在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亚里士多德认为有四种原因可以用来解释这一问题，这就是通常为人所知的“四因说”。对于柏拉图来说，“存在”概念实际上来源于一种独特的追问问题的方式，即刨根问底的“什么是……？”的追问方式。柏拉图认为，要想知道一个事物的存在及其本质，就要在善的理念（the Idea of Good）的引导下来确定一个事物的存在和本质。从柏拉图那里发展出一种理念论的哲学，而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发展出一套探究万事万物的“存在”的知识，即作为第一哲学的“本体论”（ontology，现在我们学界倾向于把它翻译成“存在论”）。

希腊的存在论经过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发展，成为西方哲学传统中最重要的学科。一般来说，它是西方形而上学建构整个知识体系的基础。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日趋衰微，因此，作为形而上学核心部分的本体论也逐渐沦为一个僵死的哲学学科。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虽然仍然用“存在”来开始他的体系，从最直接性的没有任何规定的存在，经过辩证的扬弃的过程，最终形成了最高的和最完整的存在，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说，这个最高的最完美的存在就是上帝，但是很显然，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存在”并不是其体系的核心术语。

20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中重新恢复了“存在”作为西方哲学核心词语的地位，使其重新焕发了与希腊哲学中的“存在”一词同样丰富的含义。海德格尔认为，要想理解“存在的意义”，首先就要区分存在和存在者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就是首先要进行“存在论的区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存在”概念在希腊语中更多的是来自其作为动词的含义，而“存在者”则是其动名词的含义。动名词的“存在者”的含义后来慢慢被实体化了，并从逻辑和系词的角度来界定这一范畴，最终成了对“存在”的主宰性的规定。这种逻辑—范畴化的存在概念实际上遗忘了存在最基本的含义，遗忘了存在的动词性的含义。

要想恢复存在这一词最基本的意义，就要从对存在新的理解开始，不再把存在理解为时间维度之外的自在之物。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本书正如它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存在的意义首先要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形而上学的传统所理解的存在是自在的、客观的、独立的实体或事物，它不为人的理解所干扰和改变。然而，当我们说“存在的意义”的时候，它就不是所谓的自在的“存在”，而是为我们的存在，其意义是可以通过语言和思想而被我们理解的存在。所以，“存在的意义”首先就在于我们人的存在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以及自身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的理解之中。

我们人对自身的存在的理解的结果是，人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而且我们的时间性是每个人必有一死的时间性，即与无限的宇宙时空相比的有限性的时间性。由此，我们可以说，人这种存在的意义就是被理解到的这种有限的时间性。理解了这种生存的时间性对于生存有一种解放的力量，那就是，当一个人想到自己必有一死并且无人可以代领属于自己的死亡时，每个人就要决定自己当下如何为自己而生存。从人这种存在对自身存在的意义的理解和关切可以看到“此在与时间性”的紧密关系：此在就“是”时间性。此在与时间性是“存在与时间”的一个方面，也就是从此在来理解存在；而如何从存在来理解存在，这是海德格尔晚年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主题。

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从存在本身来思考存在，从存在的历史来思考存在，这是他晚年解构西方形而上学历史所从事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从人的存在来思考人的存在的意义，并进而思考一般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这条早期的思想道路开辟了20世纪对大众文化影响最大的哲学运动，即存在主义。其实，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这个词应确切译为“生存主义”，显然“existence”最初被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使用的时候，是用来指人的那种独特的存在。把“生存”（existence）译成“存在”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如尼采所说，只有人的生存才最有资格被称为“存在”。(www.xing528.com)

20世纪的存在主义运动包括很多不同类型的哲学家。在存在主义哲学的两个先驱中，克尔凯郭尔在本质上是一个“基督教作家”，尼采是一个根本无法归类的哲学诗人和哲学先知；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存在主义的主题不仅有个人在极限情境中的生存，而且还有超越和整合；别尔嘉耶夫（Nicolas Berdyaev）和舍斯托夫（Lev Shestov）则是典型的“俄罗斯思想家”；法国的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实际上是一种“新托马斯主义”，马塞尔（Gabriel Marcel）也是一个“基督教存在主义者”；法国的让·瓦尔（Jean Wahl）、伊波利特（Jean Hypolite）和柯热夫（Alexander Kojeve）是“黑格尔主义”的存在主义；只有萨特、波伏娃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等人公开承认他们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尽管这些哲学家风格各异，但是，他们都关注人的实际的生存，关注人的存在的意义。

不过，当萨特声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时候，海德格尔却批判了他这种存在主义，认为这仍然是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传统的人类学中心论的残余。海德格尔不仅从人的生存思考存在的意义，而且也从存在本身以及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的历史来思考存在的意义。

相比于中国非哲学非神学的思想，西方思想传统是哲学与神学一体的，这是因为西方形而上学是一个关于从低级存在到高级存在的存在等级秩序，用洛夫乔伊的话说，就是一个“存在的巨大链条”。在这个存在巨链中，哲学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即世界的科学，它的核心词语是“存在”；而神学思考的是最高的存在者即上帝的科学，它的核心词语是“上帝”。在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中，时而是存在论作为第一科学，时而是神学作为第一科学，但是，二者在深层上是统一的。因为，在西方传统中，所有存在者的整体的存在论的基础不在于每个事物的存在自身之中，而在于作为超越每个具体存在并作为它们最终的根据的上帝之中。如果没有上帝这个最高的存在者，或者说使得所有存在者得以存在的最高存在的话，关于整个存在的知识体系就无法建立起来。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之为存在的根据不在上帝之中，而在于其自身之中，在于每个存在者自身的有限的存在之中。因此，海德格尔拒绝建立一个关于存在物的等级体系，也拒绝为存在者的整体寻找一个中级的原因和根据。海德格尔在存在者通过语言所敞开的自身存在之中去思考存在者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是天地神人之间的相互归属，而不是一个存在的金字塔或存在巨链。由此，海德格尔重新诗意地思考了“存在”这一最古老的哲学概念。

（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