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出版了《象征性交换与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一书。在这部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著作中，波德里亚提出了超真实概念。之后，波德里亚在1981年出版的《拟像》（Simula-tions）一书中对超真实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研究者普遍认为，超真实概念是波德里亚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对传统真实概念的彻底颠覆。
超真实概念是由前缀“超”（hyper-）和真实（real）一词构成的。波德里亚认为，仿真发展到拟像阶段，真实本身已经被瓦解，一种比真实更“真实”的状态或现实显现出来，那就是所谓的超真实。超真实之所以具有比真实更为“真实”的特征，首先是因为它打破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使昔日的审美幻境无处不在；而更为关键的是，超真实是按照模型产生出来的，它从根本上颠覆了真实存在的根基。也就是说，超真实不再是客观存在之物或反映之物，而是人为制造（再生产）之物或想象之物。
波德里亚首先注意到意象和想象对真实和超真实之间转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意象对拟像的构造表现为如下四个阶段：一、意象对真实的再现。二、意象遮蔽和扭曲真实。三、意象遮蔽真实的缺场。四、意象与真实断绝关系，纯粹变成自身的仿真。在这四个阶段中，一旦第二阶段的意象开始扭曲真实，再现与真实之间的对等关系实际上已经出现松动，用波德里亚的话说，就是意象开始进入“恶的秩序”，再现变为某种戏仿。当然，此时意象的意义还是来自它与对象的非真实关系，虽然它已游离真实。到了第三阶段，意象已经如同巫术，意象的背后拖着一个长长的影子，虽然空洞无物，但却像真实一样存在着，意象依然维护其背后的某种东西，尽管什么都没有，这种维护只能是出于一种遮蔽虚假的欲望或历史惯性。“从掩饰有物的符号到掩饰无物的符号，这一过渡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前者隐含着一种真理和隐秘的神学（意识形态观念就属于这种符号），后者开始了一个仿真和拟像的时代，这里不再有认识自我的上帝，也不再有区分真与假的最终裁决，真实在人工中复活，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提前死亡并消散。”（波德里亚，《拟像》，第12页）在意象与真实再现之间关系的变动中，想象成为意象游离于真实的路径。想象既表现出人们超脱现实的愿望，又成为人们追求乌托邦境界的一种方式。想象的认识论价值就在于它的主观性和创造性。由于想象的介入，超真实在意象中得以完成。这可以说是超真实诞生的秘密。
模型和模型先在是超真实超越真实的基础。超真实与真实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真实是一种客观逻辑、一种再现逻辑，它在自然的客观性和理性的科学性中寻求自我存在的根据。通过强调根源性、确定性和连续性，真实维护着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发展的内在精神中。波德里亚的超真实正是对这一真实观念提出了质疑。模型和模型先在从根本上消除了所谓的事实先在，从而也就消除了客观性和再现性，构造出无根源的先在观念。使得超真实成为一种自由空间，人们可以在模型中体验超真实的快感。(www.xing528.com)
波德里亚的超真实不是一种停留在思维层面的理论分析，超真实融入现实之中，把自身打造成为日常的“真实”。超真实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发酵，被人们所强烈地感受和认可。“事实上，我们应该把超真实颠倒过来：今天的现实本身就是超真实的。超现实主义的秘密是可以将最平淡的现实变化为高于现实的东西，但只是在艺术和想象发挥作用的某些特殊时刻才能如此。今天，日常的政治、社会、历史以及经济的整个现实从现在起都与超真实的拟像结为一体，我们的生活处处都已经浸染在对现实的‘审美’幻觉之中。”（《拟像》，第177页）妇女杂志所鼓吹的理想家居，性生活手册所描绘的诱人的性模式，广告所宣传的时尚和潮流，乃至迪斯尼乐园作为美国的一种魔幻式存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模型的范导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诸多的模型中，问/答模型是主导日常生活的模型之一，也是值得格外关注的。波德里亚说：“我们生活在公民投票式的现代社会，因为不再有任何指涉物，每一个符号，每一条信息……作为问/答展现给我们。整个交流系统已经从语法上复杂的语言结构过渡到问/答的二元符号系统，这是一种永久的测试。现在，测试和参考答案是被提前设计好的。”（《拟像》，第116—117页）问/答模型的先在性和重复性，以一种逼真的幻觉，培育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在问/答模型中，每一条信息、每一个图像、每一个物品，都意味着一种测试设计，它们无不是一种选择、蒙太奇、视点的结果：它们已经测试过现实，成为有答案的问题。答案先在，答案就是答案，不再可能有任何疑问，有的只是与答案对应的问题的生成。
凯尔纳在阐释波德里亚的超真实概念时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揭示其意义。他指出，波德里亚从日常生活入手，从模型范导与整合物和人的形式出发，提示问/答模型乃至模型本身使一切都处于控制之下，超真实构想留有福柯的“驯服社会”的影子。“拟像社会开始控制个人的应答范围以及选择和行为的方向。与先前的决定性社会理论以及要求个人或集团为了某种目的控制公众的同谋理论相反，波德里亚的模型从根本上是非决定性，它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模型，在这里，代码和方案成为社会组织的原则，个人被迫应答前代码信息和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模型。”（凯尔纳，《让·波德里亚：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及其他》，第177页）从社会控制角度出发，凯尔纳深入到波德里亚超真实模型的内部，揭示出这一构想潜在的社会能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波德里亚的超真实思想不仅表现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焦虑，而且是对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技术的体察和描述，因为超真实这一在消除了真实之后对“真实”的回归，已经不是一种幻觉心理在起作用，而是成为人们普遍的日常意识和本能欲望。
（戴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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