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差异”是一个被普遍地用来反思和置疑西方文化及其形而上学基础的术语。自尼采以来，经过海德格尔到德里达，这一路严厉反省文化传统和渴望超越文化危机的哲学家，都希望通过凸现“差异”来爆破“同一”，在思想危机之中艰辛地探索思想的未来。思考差异，追寻差异，呈现差异，散播差异，进而探询他者的领域和倾听他者的语言，以至于后现代哲学统统都被直白地命名为“思想在差异中冒险”（瓦提姆语）。这不仅构成了后现代的一种思想方式，还构成了后现代的一种生存姿态。
“差异”（difference），源出拉丁文“differre”，“di（s）”意味着“分离”，“ferre”意味着“定向”。“differre”的字面意思是“改变、偏离方向”，引申意义为“分裂”、“散播”、“推延”和“延宕”。拉丁文“差异”在希腊语中对应于“διαφερειν”。“差异”，一般用来指存在之间以示个性的那些互不相同亦不类似的特征。于是，“差异”不仅构成了定性、分类、区分、综合以及逻辑推理的基本可能性，而且形成了不同存在方式之间置换、变易的连续现实性。“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所以“差异”无所不在，世界就是“差异”。但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如此明白地存在、构成存在之基本条件的“差异”却落入了“未思之域”，甚至被忘却了。忘却“差异”，事实上就忘却了存在的意义。后现代“差异”思想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们消解了持久统治着西方体验方式、思想方式以及存在方式的形而上学核心假设。这一占主导地位的形而上学假设在后现代语境以及解构论哲学之中被称之为“本质主义”、“实体主义”，或者“在场形而上学”。
“本质主义”、“实体主义”、“在场形而上学”都包含着这么一种信念：本质是一，现象是多。“一”就是同一，“多”就是差异。本质与同一密切相关，被认为是自在自明的事实，是逻辑学、存有论、认识论以及神学的稳固原则。反映在个体身上，本质就是永恒单一像原子一样的个体灵魂；反映在个别事物之中，本质就是永恒的普遍属性，基本的构成物或者理想性；反映在语言之中，本质就是终极的意义或者唯一的词语；反映在性别之中，本质就是天然的男性气质或者女性本质；反映在经济价值之中，本质就是物品之中所凝固的、可以用货币来换算和衡量的劳动。但在后现代思想之中，这些被当作“本质”同一性的东西被宣告为无效，被当作是一些为了方便而约定俗成的虚构。本质不是同一的，而是差异之物互相补充，互相依赖，形成一系列开放的指称网络，敞开语言、认知以及社会存在过程。在后现代思想之中，“差异”被赋予了深刻的反本质主义的含义。
夸张地思考“差异”，是后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风貌。但是，“差异”的思想在西方文化历史上却源远流长，“差异”的踪迹散播在犹太—希腊—基督教复杂的文化脉络之中。怀藏一本《圣经》浪迹天下的犹太人，早就把他们的文化精神铭刻为“差异”：“断裂在你的核心”。犹太人的圣经是破碎的圣经，神圣的碎片之中“差异”催生了悲剧的诗歌和言语的权力，并诱惑了文本的冒险。在《圣经·创世纪》之中，上帝因他辖下的万民建造巴别尔塔而在一怒之下使天下言辞变乱，从此语言不通，交流无奈，这是一种被张扬到极限的“差异”。赫拉克利特的著作残篇之中已经说到了“存在是一”，但这个“一”是自我区分而又自我和谐的“一”。同一和差异本来彼此蕴含，如此哲思已经明白如话。巴门尼德的哲学诗篇以“存在”和“非存在”来区分真理的两条道路，以这一分际为基础，方可理解光明与黑暗、实在与虚幻、真理与谎言之间的差别，以及一切体现在语言和思想之中的“差异”。在《智术师》（Sophist）中，柏拉图重构了巴门尼德真理之路上的“差异”观，试图调和“非存在”与“存在”，把流变不息而又缺乏确定性的现象与理想永恒而又自我指涉的理念协调起来。在《蒂迈欧》（Timaeus）中，柏拉图进一步以确定的“一”和不确定的“二”来克服理念论哲学的内在悖论，一方面维持“同一”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拯救了“差异”。肯定同一的优先性，但并不否定差异的权力，这种思维取向也体现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之中。亚里士多德把对立定义为差异形式，而把差异定义为“他者性”（Otherness）形式，把“他者性”对立于“同一性”，把同一性定位在源始“整体”范畴下，“整体”又被等同于“存在”；反之，“他者性”被置于源始的“多元”范畴下，“多元”又被等同于“非存在”。尽管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力求将“差异”作为一种基本要素涵盖在对立范畴构成的确定体系之中，从而表达了对“差异”的关注，但是，“差异”在逻辑上却服从于同一，在体系之中被剥夺了优先地位。希腊形而上学的基本思维取向，以及支持着它的二元对立范式，构成了对西方文化的强力主导因素。“差异”从属于“同一”，“差异”必须被扬弃于“同一”之中，“差异”最终必须与“同一”和解，这种情形在哲学历史之中反复再现，甚至还体现在形而上学之集大成者——黑格尔——的体系之中。黑格尔开始说精神永远只能在支离破碎之中获得生命力，但他最后说绝对精神的实现就是对“差异”的扬弃，冲突的和解。由此可见，“差异”是哲学体系的起源，思维活动的前提，但在西方文化之中却被哲学体系压抑了。“差异”作为被压抑之物回归，就呈现了后现代哲学之中“差异冒险”的景象。
张扬差异性，置疑同一性在形而上学之中的合法权力，哲学上的这次“差异冒险”在尼采的“权力意志”、“狄奥尼索斯”和“修辞力量”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演。“权力意志”作为“差异”颠覆了理性的绝对权威；“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疯狂迷醉置换了“阿波罗”（Apollo）的澄澈清明；“修辞力量”将真理和价值化作比喻，化作幻象，化作痴迷妄语。海德格尔死死盯着“存在”和“存在物”之间的差异，而把“在场”的同一性视为“存在意义”的遗忘，通过解开笼罩在“差异”之上的“在场优先性”，从而宣告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弗洛伊德透过自我意识的和平与宁静，到深邃浩大的无意识之中去追寻人性的本源，以“差异”、“差异的踪迹”以及“踪迹的踪迹”来呈现理性的极限和无能。列维纳斯则把从柏拉图到笛卡尔一路思想家建构的形而上学及其同一性的幻想读成“暴力哲学”，反过来将“他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引入这一哲学文化体系之中，引发一场出离希腊存在论的反叛运动。列维纳斯（Emanuel Levinas）通过把“他者”激进化，引出一种“绝对差异性”，挣脱画地为牢的形而上学存在论体系，最后引爆一场思想的“灾变”（disaster）。“灾变”，就是星球漂移天体秩序的迷乱状态，也就是“差异”不断产生和不断散播。最后，当然还有语言学家索绪尔，他指出了“语言体系之中唯有差异”，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随意而且武断的，符号在一个系列之中以示彼此差异，由此而产生意义，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同一体。
德里达敏锐地从上述诸家言论之中得到了启示，从而将“差异”进一步激进化，展开了对西方哲学文化，对犹太—希腊—基督教文化遗产的全面清算。在他那里，“差异”不仅是以示区分的特性，而且是一种产生这种区分特性的“差异”，“延异”（différance）就是“产生差异的差异”。为了表示这种产生差异的主动性，德里达将“差异”之中的一个字母e改为字母a，并把区分、延宕以及散播等多种复杂的意义绑定在这么一个既非词语又非概念的符号之上，从而形成一组复杂力量运转而形成的方向束。由“差异”而生“延异”，真理、本质、在场、本体、结构、同一以至上帝等等，都统统被化作“差异的踪迹”。德里达追寻本源之“无本之源”，从源头上摧毁了形而上学的起源。这个被作为“无本之源”的“本源”，就是先于言语而存在并且涵盖了言语的“文字”，就是先于一切形而上学而存在却被形而上学压抑的思想前提。“延异”如同老庄的“道”，它不仅超越了言语与沉默（“道”在言默之间），而且还不受“存在”与“非存在”二元逻辑的制约（“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最后还不断生成变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文字与言语，言语与思想，思想与神言，它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呈现出一种透明的纯净的关系，相反，它们之间永远只存在一些“绝境”。“真理”是差异游戏的一个暂时的驿站，而非它永恒的家园。“自我”，或者说“主体”，也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之中不断地被构成和解构的符号，根本就不具有稳定可靠性。“差异”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求，让一切自以为是的哲学体系陷入绝境。因此，西方哲学就永远是差异的哲学，哲学家即永恒的浪子。(www.xing528.com)
如果说，德里达的“产生差异的差异”（即“延异”）置疑西方形而上学的本源同一性，那么，利奥塔的“歧异”（différendt）则在更广阔的后现代语境之中呈现了美学、伦理以及政治的多元景观。“différendt”，意思是观点的分歧，意见的不协调，以及多种声音之间的冲突。“歧异”是一场诉讼，其中原告被挫败，被剥夺了进行争辩的手段，以及成了受害者。古代智术师在与自己的弟子们进行辩论游戏的时候，常常陷入自己设计的逻辑悖论，而在诉讼之中败诉。原告被挫败，师父在诉讼之中败北，类似于现代性元话语之合法性遭到置疑。启蒙神话和思辨神话都像是原告话语，完全失去了进行辩护的语言。而这就是后现代的公正游戏：弱势话语获得权力，异教的美学成为范本，分歧、歧见、矛盾以及冲突使一切合法性的规则暴露其难以超越的局限。
德里达的“延异”也好，利奥塔的“歧异”也好，它们作为“差异”都表示思想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呈现这种“差异”则预示了中心概念或者元话语的衰落。德勒兹则不顾后现代语境下“哲学终结”的喧嚣，启用“差异”来支持系统形而上学，发挥“差异”的建构功能而不是其解构作用。他认为，存在就是差异，差异就是独特性，独特性构成了世界的多元性。形而上学对存在同一性的把握必须以差异性为前提，差异必定衍生于形而上学同一性形式之中。如果要建立一套表达“差异哲学”的概念和语言，那么，就必须重新铸造“重复与差异”的标准。重复就是区分，即两个具体的事物凭借着相同的形式而互相区分，或者两个具体的事物凭借着差异的形式而自相重复。因此，德勒兹的形而上学谋划，就在于证明差异自在存在，存在即重复之中的差异和差异之中的重复。
如果说，德里达、利奥塔以及德勒兹的“差异”依然活跃在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之内，只能导致有限的思维变革，那么，伊丽格瑞（L. Irigaray）的性差异伦理学就表现了颠覆男性中心主义、在更广阔的语境之中实现“差异”的努力。她认为，“性差异”应该是当今时代主要的哲学问题，以及能“拯救我们”的时代哲学问题。“性差异”构成了一个世界地平线，这个世界将比一切可能的世界都更丰腴、更多产，预示着思想、艺术、诗歌和语言的创生时代即将降临。这么一个创生的世界，是对男性主宰的世界的超越。男性主宰的世界，话语的主体和思想的主题都是男性的，上帝的形象也总是叠合于父亲的形象。伊丽格瑞借取心理分析工具，揭示女性心理奥秘，暴露男性社会的偏见，反思女性宗教学谱系，最后渴望建立一种以“性差异”为基础的语言和存在论，再度解释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人与精神的关系之中的一切事物，尤其希望使性关系神圣化，使性爱成为神圣生成的场所。
（胡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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