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性本质主义与文化研究关键词

“策略性本质主义”是美国著名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ty Spivak）在《属下研究：解构历史学》（Subaltern Studies：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 1985）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该文后来收入其论文集《他者的世界》（In Other Worlds, 1987）一书。在斯皮瓦克后殖民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中，该概念都有着重要的文化政治实践的意义。

“本质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一种核心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事物被分为表象和本质。形而上学家们都认为事物的表象或者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复杂多变的，但是在这些复杂多变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它是决定事物一切可能性的最根本的东西，是决定“事物之所是”的根源和最终原因。对事物的认识的目的就是要找到这一个固定不变的永恒因素，并以此来解释世界。在古希腊，本质也被称为“逻各斯”（logos），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典型的以因果逻辑为主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因此后来的反对者也把本质主义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或“理性中心主义”。

以“因—果”，“本质—现象”为中心，本质主义完成了对事物的分类和概括，并因此而树立起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意义—符号”、“内容—形式”、“声音—文字（书写）”等等。这些二元对立的方式被扩展到其他领域，形成了“真理—谬误”、“生—死”、“人—自然”、“男—女”、“意识—无意识（本能）”等对立形式。在这些对立中，前者处于中心的、优越的地位，后者处于派生的次要地位。

由于启蒙理性和形而上学在社会和哲学上出现的诸多问题，出现了人们对理性的怀疑和对形而上学的反思，海德格尔、尼采、福柯、德里达等是这条反思链条上的代表。他们在理论上对本质主义进行了反叛。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就认为，事物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这个作为事物之原因和根源的东西是“不在场”的，我们对事物的把握是根据事物之间的差异，所谓的“本质”是在具体环境中形成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地被替代和改变，也就是说，是主观的和变动的。以此来看，那些由客观的“本质”建立和扩展出来的一系列二元对立是不能成立的，这种不平等的“中心—边缘”对立模式没有客观的依据，它不过是形而上学暴力的结果。

在20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随着人们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反思的扩展和深入，以及对阶级、种族、性别等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关注，各种批评理论逐渐转向了反本质主义立场。亨利·路易斯·盖茨以及朱迪斯·巴特勒等认为，种族和性别并非具有生物学上的固定的意义，不过是一种语言学的、社会的建构，是隐喻性的，其背后隐藏的是欧洲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

反本质主义对于不平等的二元对立秩序有着强大的冲击力。但斯皮瓦克认为，彻底的反本质主义只具有揭示和批判的意义，而要真正进行有效的反抗，还必须再利用“本质”，当然这里的“本质”不是固定的，而是策略上的，具有临时性的“本质”，这就是“策略上的本质主义”。因为她认为，彻底的反本质主义一方面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对于反抗来说也是有害的。对于前者而言，她分析了解构主义的“踪迹”（trace）概念后认为，虽然德里达的“差异”观否定事物具有固定的本质，事物留下的只是一些“踪迹”，但是“踪迹”概念本身既意味着固定本质的“不在场”，也意味着事物的临时性的、情景化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就像我们对某一概念打上“删除号”，既否定它，同时也保留其可见性。因此，对形而上学的反抗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形而上学，是一种从内部进行的解构，没有这种利用，我们就无法谈论事物，也就失去了反抗形而上学的根基和可能性。也就是说，从反抗实践的角度，有必要策略性地保留临时性“本质”的作用，这就是“策略性的本质主义”。(www.xing528.com)

斯皮瓦克的“策略性本质主义”概念的提出，针对的是在各种批评理论中片面谈论“反本质主义”所可能具有的危险。她认为，阶级、种族和性别对立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已经因为受到压制而在旧有的话语体系中没有“说话”之处，已经失去了言说自身的主体性，因此，包括反主体性理论在内的反本质主义，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就会使弱势一方失去反抗的主体性，这反而在实际效果上维护了旧有秩序。因此批评家有必要有意识地积累受压制群体在反抗上的各种零散的经验，进而形成一种有反抗意义的“主体效果”，即一种“类本质”，进而以这种临时的共同性凝聚起群体的反抗力量，对于少数族群而言，这种政治同一性尤其重要，否则，他们就会是继续处于一盘散沙的无力状态。当然，作为一种策略，这些“本质”在事后必须严格地擦除，不然就会形成新一轮的不平等秩序。

斯皮瓦克批评了西方女性主义者和反人道主义者对策略性的忽略，从而使得女性尤其是第三世界女性，以及那些受压制的工人、囚犯、乡村农民等等继续保留其无力的、零散的反抗状态。她也批评了印度“属下研究小组”的历史学家们在其早期工作的本质主义倾向，指出他们是从本质而不是策略的角度去探讨“属下”阶层的意识，有把属下阶层永久化的可能性。而相反，她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就是一个从差异而不是本质主义的角度进行界定的概念，因此，“无产阶级”概念不是要树立某一群人永恒不变的本质，而恰恰是为了某一历史阶段的反抗实践，最终目的不是使“无产阶级”永久化，而是为了消除一切阶级，包括无产阶级自身。所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不过是一种在反抗实践中运用的，临时性、策略性的本质，马克思的方式正是一种“策略性的本质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皮瓦克的“策略性本质主义”是解构主义的肯定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相结合的产物，对于当代反本质主义理论与实践来说，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和纠偏作用。

（李应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