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抹”是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它的讨论奠定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斯皮瓦克把它翻译为英文的“under erasure”。“erasure”的意思是擦除、消除、删去。而“under erasure”与“erasure”还有着微妙而重要的区别，它不像“erasure”那样指示一种较为极端的革命性的举动，而是意味着一种情形，直接的理解就是“置于删除之下”，处于一种游动状态，或者说处于“既要被擦除，但又还没有被擦除”的张力之中。就像我们用手去擦黑板上写下的文字，既已被抹去，但又留有可以辨认的痕迹。这种既去除又保留的行为或情形，我们用汉语的“擦抹”来翻译。
一般认为，德里达发明这一概念的灵感来源于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讨论。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概念是在德里达讨论海德格尔及其“存在”问题的时候才成为一个中心词并获得了它的具体含义的。海德格尔曾经有一封写给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unger）的名为《论存在问题》（Zur Seinsfrage）的信，在其中他把“存在”这个词打上了“×”号。“存在”问题是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提问的开始，他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中，形而上学把“存在”导向了“存在者”，而“存在”问题本身则被遗忘了。但是我们在语言交往中仍然使用“存在”这个词语，那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海德格尔告诉我们，在唤起“存在的声音”之后，“存在”本身已经悄然隐退，它“沉默”、“无声”，是原始的“非声音”（a-phone）。也就是说，存在的意义绝不是“存在”这个词所唤起的历史的“先见”，也不是存在概念。在这里，“存在”的本义与“存在”这个词语、意义与声音、“存在的呼唤”与它的发音之间，或者说所指与能指之间出现了断裂。但是，对存在的领会又不可能脱离语言，存在的意义虽然不能归结为存在一词的先见，但是又与这种先见密不可分。形而上学的问题只不过在于把存在的意义限定在了在场的领域，从而形成了“语言学形式的霸权”。也就是说，“存在”存在既依赖于语言，同时又在被道说时悄然离去。这种状况，海德格尔有时也转换为形而上学语言或者说逻辑语言本身的问题，或者说，存在的问题可以理解为逻辑语言误导的结果。正因为这样，他认为在一种不同于逻辑语言的语言中，我们或许可以领会存在的一些消息，这就有了海德格尔的“诗语言是存在之家”、“诗意的栖居”的说法。当然，逻辑语言的问题是把存在问题导向了在场形而上学，把存在导向了存在者，而诗歌语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反”逻辑的，但是它本身作为日常语言的一种延伸物，并不能完全逃离语言的限定进而把存在呼唤出场，它只能使存在走上语言之途，但永不能到达。如果我们把诗语言看成是一种既依赖又背离日常语言的语言转换形式，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把“×”号理解为一种语言转换的标记，它意味着带有这一记号的“存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但同时又与之有关。这个问题，在《存在与时间》的开篇海德格尔就有较为详尽的讨论，他在《论存在问题》中使用这个特殊记号时也提醒我们，这个“×”号并非“简单的否定符号”。德里达在《论文字学》（Of Grammotology）中解释说，“×”号意味着某种“涂改”（rature），即我们所说的转换。涂改之后，在场的先验所指隐没在划痕之下然而又保留了可读性，符号概念本身被涂改又易于阅读，遭到破坏然而又清晰可辨。如果说叉号叉掉的是一个陈旧的符号体系，意味着语言转换中的某些否定性因素、消除那种把“存在”看成某种自在自足的东西的习惯的话，那么诗语言意味着的就是这种转换中出现的肯定性的特例，其中蕴含着传统符号体系需要保留的那些因素。
不过，德里达的“擦抹”概念既是对海德格尔的叉号的一种描述，同时也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海德格尔主要在讨论存在问题时涉及这个问题，而“擦抹”指示的是一种更加广泛的语言状况。即语言中能指与所指断裂的普遍情形。其次，在目的上，海德格尔是想把语言从“具有稳定的起源”这个假象中解放出来，恢复“所指”具有的超越于能指的那些含义，通过指出逻辑指意活动的有限性，力图“在这个世界上的语言中复苏原初语言”，从而最终拯救哲学。因此，“所指”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仍然具有优先性，而最具优先性的“存在”正是一个所有能指符号指向的“终极所指”。因为这个原因，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的工作是“怀乡病”的一种体现，表现出对丢失的在场的深刻的怀旧感。相反，德里达要说明的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偏离并不是某种语言的“错误”，而是语言的本来状况，词与物或者思想永远不会成为同一个东西，事实上，指意的结构能够并继续起作用并不是因为所谓的符号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同一性，而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关系，符号只不过标识了差异的位置。而把符号置于叉号（或删除号）之下（即擦抹）正在于提醒人们语言只是一种踪迹结构，即一个能指的差异序列。第三，“擦抹”概念既是提醒标记，同时也是德里达文字学中谈论的语言结构原则，即一种自我批判的原则。在德里达看来，语言是一个差异化的场所，也是一个擦抹的场所。在其中，所指始终缺场，只留下它的“踪迹”，踪迹自身是作为此前的在场、起源和意义的记号而出现的。但即使对于这一非起源性的“起源”，它也在能指滑动的过程中不断逃离自身，或者不断地被擦抹、被替换，旧的痕迹在变模糊，新的痕迹出现并重叠于其上。踪迹的出现和被不断擦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德里达所说的“书写”过程，因此我们也完全可以认为，“擦抹”不过是德里达“书写”、“原初书写”、“延异”、“替补”等概念的一种更为形象的说法。第四，擦抹最终针对的是整个在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那种认为所指、意义是一切文字符号的起源和根据的思维方式。由于声音尤其是“内在的声音”一直被认为最接近这些所指意义，最接近精神、内在的真理或者逻各斯（苏格拉底可以不用书本而“谈论”哲学、黑格尔贬斥象形文字而褒扬语音文字就是突出的例子），因此德里达也称这种思维方式为语音中心主义或者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所说的文字学就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擦抹，当然也包括对海德格尔的“超验所指”的擦抹。(www.xing528.com)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海德格尔的叉号与德里达“擦抹”概念之间的连续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他们都针对在场形而上学的系统，即对之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否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旧有系统的依赖和一定程度的保留。叉号不是完全删除，擦抹也不是彻底擦除。从逻辑上讲，旧有系统既是他们针对的对象，同时也是其得以产生和赖以存在的土壤和前提。
（李应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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