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暴力：文化研究的关键词

根据汉娜·阿伦特的考证，长久以来，暴力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只是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边缘现象，对其本质的思考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在她看来，以往存在的不少有关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文献大多关注的是暴力的实施，而非从理论层面关注暴力本身。

对暴力本身的论述较早见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马克思、恩格斯先后探讨了革命、暴力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中有一段经典名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在此，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暴力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表明，新旧社会的更替并非因为暴力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暴力事件先于新社会，并且见证了新社会的诞生，但并未直接导致旧社会的终结和新社会的诞生。此外，暴力与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对暴力与经济的论述在恩格斯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在《反杜林论》（1878）的“暴力论”中，恩格斯指出，作为实现利益的手段，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需要可供暴力支配的工具，而暴力工具依赖于经济力量与经济状况，“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条件和经济上的权力手段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由此，在恩格斯那里，暴力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此外，恩格斯也指出，真正的暴力往往在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手中，因为“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在任何时代都比统治者和剥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暴力总是在前者的手里”。

在文化研究领域，西方文化理论家对暴力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前半期，其中重要的先行者是瓦尔特·本雅明。在布洛赫的建议下，本雅明开始阅读乔治·索雷尔（George Sorel）的《论暴力》（Reflections on Violence），并在1921年写成了《暴力的批判》（Critique of Violence），其后又在《德国悲剧的起源》（1928）以及《历史哲学论纲》（1940）中进一步阐释了对暴力的理解。在索雷尔那里，暴力是指一种不妥协的态度、一种反抗既定权威的行为。但是，在本雅明看来，暴力要么是为了“立法”，建立一种新秩序，要么是为了“护法”，维护既有的旧秩序，历史就是这两种暴力此起彼伏的结果。那么，在历史上是否存在使用非暴力手段解决人类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呢？本雅明认为应该有这样的可能。由此，他提出了一种“作为纯粹手段的非暴力协议”，即一种纯粹暴力。对于非暴力的纯粹手段的探讨，本雅明重点关注的是阶级斗争的罢工，在他看来，阶级斗争的罢工“在某些条件下必须视为纯粹的手段”。在此，他同意索雷尔对罢工所做的区分：政治罢工和无产阶级总罢工，对政治罢工而言，其任务是加强国家权力，权力只是在特权者之间转移，从立法意义上讲，这种罢工是暴力的。对无产阶级总罢工而言，其任务是摧毁国家权力，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是一种非暴力的纯粹手段，是一种纯粹暴力。在追溯立法暴力与纯粹暴力对立的源头时，本雅明引入了神话暴力与神圣暴力，在他看来，“如果说神话暴力是立法的，神圣暴力就是摧毁法律的；……神话暴力带来罪与罚，神圣力量就是为了赎罪”。在此，神圣暴力并不是上帝用以差遣的手段，而是一种纯粹的暴力，其任务是制止神话暴力，打破法律的神话形式所维持的立法暴力与护法暴力的循环，终止国家权力，以此开辟一个新的历史纪元。通过神圣暴力的概念，本雅明将犹太教的弥赛亚观念与世俗的法律联系起来，提出用弥赛亚王国来终止历史进程。不过在最后，本雅明表示人类不太可能实现这种纯暴力，所以，这种至高无上的暴力何时得以出现也很难确定。

在本雅明这里，历史成为连续的神话暴力，现代性的危机正是在于历史的所谓“进步”只不过是灾难性事件的永恒重复，只有用神圣暴力即纯粹暴力终止“事情就这样没完没了发生”的灾难性历史，才能开始一种弥赛亚的新纪元。在这个如傅立叶所描绘的乌托邦远景中，人类将在世俗中恢复失落的天堂，所以，拯救必须以灾难中“扎入过去的一次虎跃”为根据，在本雅明看来，这个在“历史的旷野”中向着过去一跃的“辩证运动”也就是马克思理解的“革命”。在对暴力的阐释中，本雅明把他的弥赛亚意识与革命的远景结合起来，力图找到一种可能令病魔缠身的历史重新恢复健康的工具。

本雅明对于暴力的阐释对其后西方文化理论家研究暴力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受到了本雅明的启发和影响，阿伦特对暴力的工具性、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行了比较，将暴力与权力（power）、武力（force）以及强力（strength）区别开来，指出暴力是一种工具性的力量，其极端形式是一人对多人的压迫。同时，暴力需要工具，暴力工具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其无法预知的毁灭潜能正日益刷新人们的认知，由此，诉诸暴力的行为对现代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威胁。(www.xing528.com)

遵循本雅明的思路，吉奥乔·阿甘本从现代性危机角度阐释了暴力影响下的例外状态、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等概念。在阿甘本看来，例外状态成为政治常态是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征。在例外状态下，主权者可以合法地将自身置于法律之外，赋予自身具有生死予夺能力的绝对权力，将牲人（homo sacer）置于自己的主权权力之下，制造出失去其政治生命的赤裸生命。纳粹集中营中被随意虐杀的犹太人正是赤裸生命的典型体现。为了达到对生命的根本救赎，阿甘本试图寻找一种逃脱主权权力、回归纯粹生命状态的弥赛亚例外状态。

在对暴力的理解上，斯拉沃热·齐泽克借鉴了阿甘本的思想。齐泽克对主观暴力与客观暴力进行了区分，暴恐属于主观暴力（Subjective Violence）的范畴，它具体存在，也容易识别，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符号暴力和系统暴力，即客观暴力（Objective Violence）。与此同时，利用拉康所提供的一套术语，齐泽克对“实在界”（the real）与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进行了区分，指出实在界具有暴力特征，是真实的，而现实由符号和意识形态建构，是虚拟的，暴恐事件是实在界对现实的一次入侵。1993年世贸中心的第一次爆炸案标志着美国本土成为恐怖活动目标地，这一事件也让沉浸于虚拟现实之中的美国人意识到，曾经以一种坚不可摧的帝国形象存在的美国也摆脱不了暴恐的入侵，而恐怖主义者的目标也恰恰在于要用暴恐的方式去唤醒尼采笔下安于现状、追求享乐的“末人”。

以本雅明为代表的西方重要文化理论家们在暴力研究中开拓出全新的理解空间，极大丰富了对于暴力本身的思考。一方面他们将暴力界定为现代性危机的表现形式，与主权政治、国家价值和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他们也促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只有依据批判性的评价视角去审视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深思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暴力问题研究才真正具有价值和意义，才能真正产生对人类的警示作用。

（上官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