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文化研究关键词

保守主义是当代世界三大主流意识形态之一。保守是人面对变故时的一种基本的心理倾向和态度，即对可能打乱习以为常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变动保持审慎，反对或抵制突如其来的变化。保守的倾向和心理长期、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保守主义则是诞生于近代的政治思潮，是对现代性挑战的一种回应，它反对激进的变革，重视秩序和传统，提倡调和、平衡和节制。保守主义常常被视为右翼思想，但它并不囊括所有的右翼思想。同时，保守主义与政治生活中的右派——保守派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保守派多是守旧派，保守主义者的目光则更多地注视着前方。

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古典时代。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具有明显的保守气质，他对柏拉图极力推崇的个人理性深表怀疑，转而求诸法律来达到政治的稳定。他说：“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他因此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看重法律，在于他认为法律超越了个人的意志，是在历史进程中凝聚而成的无数代人的智慧，他在某种程度上将法律等同于传统和习俗，甚至认为后者的地位更高：“积习所成的不成文法比成文法实际上还更有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为重要。”基于此，亚里士多德主张审慎地对待变革：“变革实在是一件应当慎重考虑的大事。人们倘使习惯于轻率的变革，这不是社会的幸福，要是变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则法律和政府方面包含的一些缺点还是姑且让它沿袭的好。”到了古罗马时期，我们从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身上也看到了保守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自然法的思想和他对罗马共和传统的维护之中。他认为：“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的理性的反映；它普遍适用，不会变迁而且垂于久远。”

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奥古斯丁（St . Augustine）和阿奎那（St . Thomas Acquinas）对保守思想也多有贡献。奥古斯丁虽然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为人的头脑中具有一种犯错误的倾向，所以除非他有一个神圣的主使他能够依从，他对知识的追求就很可能变成一口陷阱。”人的理性甚至不能理解自己本身，所以人不可能在政治领域中依靠自己的理性，对完善的国家的追求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且自相矛盾。奥古斯丁贬低和厌恶尘世的国家，但他要求教会的成员服从尘世的秩序，认为这种秩序甚至暴君的行为都是上帝旨意的一种体现，秩序总是好于动荡和混乱的无序状态，秩序能带来和平，“如果他们得不到这种与事物的自然法则相一致的和平，他们将遭受更大的苦难”。阿奎那在论自然法时强调自然法与传统和习俗之间的相通之处。他认为传统和习俗是长期积累而成的，其积淀而成的内涵自然而然地体现了自然法，所以与传统和习俗相违的法律基本上也与自然法不合，传统和习俗在现实政治中充当了自然法与法律之间的中介，因此“只有那些与自然以及与一个国家的习俗相一致的法律才是真正有效的”。改变法律在阿奎那看来就应该慎之又慎，“轻易地变法之所以对公民的福利有害，是因为传统本身对于人们守法是有所助益的。……除非变法所带来的福利能够补偿它所产生的不利的影响，人法绝对不应该被轻易变更。”

近代早期，法国的博丹（Jean Bodin）、英国的胡克（Richard Hooker）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谈论自然法或习惯法时对保守思想都有所阐发。休谟（David Hume）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对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则更直接更广泛。休谟是经验主义者和怀疑论者，认为人的知识的最终依据是经验而非理性，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人类的理智“即使在最完全的状态下，即在它最精确最谨慎地作出结论时，也是特别脆弱的”。他对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政治理论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他认为，关于政治问题的判断并不属于真正的知识，而是基于人们自身的心理和感觉，具体地说就是出于人们对痛苦和快乐的体验。社会以及政治社会的出现是人们维护自身利益的结果，因此是一个必然的、自然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也是实践的产物，是源于习惯和经验的，“政府唯一的基础不是纯粹的理性而是权威和先例”。因此，休谟强调尊重传统和规则、强调保持政府的稳定性。但是，休谟并不忽视社会进步，而是很乐观地看待人类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进步和不断改善的人类未来。

保守主义的开创者是与休谟相差不到一代的柏克（Edmund Burke）。柏克是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最负盛名的政治思想家，其保守主义思想主要是在批判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阐发的，集中体现在1790年写成的《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中。和休谟一样，柏克反对过分乐观地看待人的理性，认为面对社会和政治这样异常复杂的综合体，人的认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他将政治科学归为实践的科学，认为政治科学不仅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而且是以实践为目的的，是一件需要大量经验的事情。柏克批判法国的革命者以暴力手段与传统决裂。柏克认为，现实世界不可能是完美的，存在各种弊端，政治活动只能减轻而不可能根除社会中的恶。社会共同体在连续不断的实践中，也就是在作为自然过程的历史中形成了传统，即共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传统超越了个人的理性，是世世代代智慧的结晶，也可说是集体理性的结果。传统是缓和社会矛盾，并使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保证，所以应该珍惜和维护传统。法国革命者以建立新世界为名，毁坏自己的传统，结果必定事与愿违，将是以暴易暴，为专制强权打开了大门。柏克还认为，法国的革命者的另一个错误就是从抽象的自然权利理论出发提出权利的要求。在他看来，权利并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在社会历史中约定俗成的。他认为，所谓的自然权利只是在自然状态下以极不完善的方式行使的权利，进入社会状态后，人们关注的是如何满足各种需要，而不是满足对自然权利的要求，政治权利不过是传统和习俗的产物。柏克还认为，权利要求应当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统一，更确切地说就是要服从社会的秩序。柏克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认为整个世界在上帝的意旨之下，形成秩序，保持着和谐，社会秩序是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其本身也就是自然的。柏克虽然猛烈地批判法国的革命者，但并非敌视一切革新的守旧派。他指出，“一个缺乏变革能力的国家就意味着失去了自我保存的能力”。他所期望的变革是相当审慎的变革，是在充分准备之下循序渐进的变革。此外，柏克对统治模式的设计还对民主政治提出了挑战，他主张应该由有教养有文明的阶级来承担统治的任务。

一般认为保守主义诞生以来经历了两次大发展。一次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其余波甚至延续到20世纪初，这期间保守主义在欧洲大陆和美国激起了回响，它作为一种思想和实践开始形成自己的传统。毫无疑问，柏克也是英国保守主义的代表，这种强调维护传统的保守主义也成为英国保守党的思想基础，19世纪以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为代表的保守党人曾将保守主义立为治国的原则。法国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迈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他依据基督教关于堕落和原罪的说教，否定启蒙主义者和法国革命者对个人理性的推崇，他认为社会是神创造的，其稳定的基础是权威、宗教和社群，他批判自由主义对个人理性的鼓吹削弱了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从而动摇了社会秩序的基础。德国的保守主义者将国家作为实现自由的完美手段，而自由又常常与强调统一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样德国的保守主义具有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特征。除去添加了地域或不同文化的色彩外，保守主义还衍生出一些极端的支流，如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思想中出现的对绝对领导权的崇拜，T. S.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和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Gasset）的《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所体现的保守主义“绝望心境的回响”。(www.xing528.com)

保守主义的第二次大发展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是反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汇合，前者强调个人主义、自由市场以及对政府的严格限制，后者是柏克思想的传人。这种合流的背景就是现代极权主义对自由和传统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新保守主义就是极权主义和新左派的挑战的回应。

保守主义延续至今，虽支派纷杂、内部冲突不止，但其基本的信条和原则仍然清晰可辨。保守主义者相信存在一种自然的秩序，它保证了世界的和谐，对秩序的服从是道德的真正基础；保守主义者坚守传统，视之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我们的智慧源泉；保守主义者认为历史为社会共同体的延续提供了根本的纽带，变革应该是渐进的；保守主义者确信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提倡审慎的态度；保守主义者不相信完美，认为人自身以及社会都是不完善的。

此外，保守主义对进步的批判——不断增进的知识和技术很容易被用于残酷和疯狂的目的——也被视为深刻的洞见。

保守主义诞生于论战之中，围绕保守主义的论战连绵不断，激进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是其主要的批判者。其所受指责包括：贬低人的理性、轻视人的自然权利、反民主、反进步、缺乏远见等等。柏克的一段话也许能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审视或参与论战，他说：“要创立一个真正自由的政府，就必须把那些自由中相互冲突的因素加以调和，并且把它们限制在一种有效的范围之内。它需要大量的思考、深入的探究以及一种睿智、坚强和健全的思想。”

（王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