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的侠客：游侠们的命运

陈胜、吴广起义后，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是项梁、刘邦、项羽等人，以及范增、张良、韩信等谋士、战将。这些风云人物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侠客品质。后来，跟着刘邦和项羽推翻秦朝的人，细究起来，都算是侠客，或者是认可侠客行径和做派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秦朝是被一群侠客推翻的。为会朋友、学习技能、挣钱等目的，侠客经常要游走和聚会，他们也被称为游侠。

西周时期是一个贵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但到东周，诸侯国之间的征伐日益激烈，战争频率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各国生存压力与日俱增。因为保命要紧，大家顾不上什么周礼了，按照孔子的说法，华夏进入礼崩乐坏时期。为提高军事和行政效率，各国纷纷加强中央政治集权，仅靠贵族已不能满足战争和治国理政方面的需求，需要吸引社会各阶层人才。有才能的侠客越来越得到各国国君和贵族的重视。在各诸侯国，权臣和贵族拿出大量财物，吸纳和供养大量门客，为国家储备人才，用于处理各项国家事务。

为吸引更多人才，各国放开言论，不敢得罪这些侠客，对他们的观点和行为比较包容。这些侠客勇于发表独立见解，彰显不同价值观和为人处世的思想：勇于任事，为君主、贵族和国家排忧解难。侠客拥有治国安邦和处理具体问题的能力，在战乱时期，他们很容易出将入相，成为大众明星，受到大家热烈追捧。有很多侠客靠努力和机遇，与各国传统贵族一起，进入政治权力体系，参政议政，建功立业，逐渐成为新的统治阶层，甚至成为世袭贵胄。

学者王学泰认为，“侠”的产生是在贵族社会解体过程中一种非制度化的分权，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日益发展的集权化趋势。贵族行使权力，因为它是垂直等级制度的一部分。侠的权力产生于社会网络组织内部，通过社会关系横向联合和积聚后形成。秦朝建立后，天下被皇帝一人专制，贵族社会向皇权社会转型。国家需要遵纪律和守规矩的官僚，而不需要爱发表不同意见、分散国家权力的侠客。国家崇尚“以吏为师，权出一孔”，对社会实施严格控制，控制贯穿肉体和思想。在法网严密的秦国，那些关东六国的贵族和崇尚侠客之风的人被迫流落民间，躲避秦法的戕害，彻底丧失影响社会的权力。“侠风”被打压，任何人再想像战国时期那样，通过横向结合，积累和发展个人权力，成为掌握话语权和社会政治权力的侠客，已是不可能的了。

在秦末，侠客大体上源于关东六国国君的直系宗室、世家大族和大夫的后裔，贵族豢养的门客，以及向往贵族和游侠生活的平民。这些人关心公共事务，济危助困，但和那些仅仅出于同情心，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偶尔帮助他人的人不一样。他们把关心他人、锄强扶弱的行为，看成是履行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简单地说，游侠的特征是“任侠使气，重义轻生，遵守承诺，爱憎分明”。在秦以后的专制皇权王朝里，一个人想当标准的侠客，最起码要做到如下三点。

一是利他，即热衷于公共事务，关心超出自身利益的事。最典型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扶危救困，救人于危难之中”。有人曾让金庸总结什么是大侠，他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为国为民应该是高级官员做的公共事务。按照金庸的解释，大侠做这些事，相当于履行一个国家高级官员的职责。

二是思想独立，反主流。这里所说的反主流，并不是指反对普世价值观。在战国时期，侠客们和贵族们参政议政，要求具有独立健全的思想和自由思考、不服从权威的精神，敢于站在各自立场和角度发表独立见解。可以说，他们要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社会、等级社会的反抗精神，推崇个性和自我价值观的实现，并具有自成体系的是非、善恶观。侠客们经常反对的是专制王朝宣传的主流观点，甚至是主流的价值观，很有点“在野党”的味道。

三是讲诚信，为人谦逊，观点明确。讲义气，注重社会交往，守承诺；为人谦卑敬业，不仗势欺人；做人做事的态度明确，不因为趋利避害随意改变自己的立场。这些品行都是在处理公共事务中必备的。侠客之间虽然不能像政府那样，有固定的章程约束彼此行为，形成规范化的社会关系网络，但他们靠“声誉机制”约束和激励自己。在江湖中，积累值得信赖的名声，受到百姓的拥护和拥戴，构建与其他侠客稳固且可预期的友谊，集聚起网络化且横向勾连的社会力量，才有可能掌握民间政治的话语权，形成影响力，控制相应的社会资源。

他们推崇有恩必报讲义气、重情义的做人准则，通过救助他人、取信他人，赢得被拥护和追随的声望，树立在江湖政治中的地位，形成与“庙堂”对抗的力量，瓜分或分享社会政治权力。

游侠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民间，也就是所谓的“江湖”。官员生活和工作在“庙堂”，也就是政府。李开元教授认为，政府政治是“白道”，民间政治是“黑道”。二者同质异体，本质上都是强制性的社会统治体系。(www.xing528.com)

后世很多侠客并不是真的侠客。他们也许讲义气、重朋友，并自觉自愿地组织成一个个江湖组织。不过，如果细究下来，他们可能只学到侠客一些表面做派，却没有侠客的精神内核。这些人聚到一起，仗着人多势众，以义气为纽带，凝聚队伍，对他们圈子以外的人，恃强凌弱，欺压劫夺，对圈子以内的人苟且、纵容和袒护，依靠武艺高强和头脑灵光，为满足自身利益和组织利益，打家劫舍，劫财掠色，欺良压善，那就不是真的侠客，而是披着侠客外衣的盗匪。

从大的历史脉络看，游侠、骑士是贵族社会的流风余绪，只有贵族社会之后才会有游侠和骑士。先秦社会是贵族社会，南北朝时期，在各个国家中，特别是北朝，贵族很多。到了皇权专制开始强化的唐朝，贵族风气则充分体现在了侠客身上。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源于唐代，主要集中在唐传奇中。如《虬髯客传》描述了虬髯客、红拂女等唐朝侠客。李白写过一篇有名的诗，叫《侠客行》，从诗中可以看出，李白很推崇“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任侠之气，他把当侠客作为人生追求，特别推崇战国时期的著名侠客鲁仲连。

在科举制度下，从宋朝起，传统的贵族阶层几乎消亡，社会风俗转向世俗化、市井化。在“江湖”和“庙堂”，很难再看到汉唐时代那些带有贵族气息的游侠和侠客精神。

所谓的游民和侠客有着显著区别。游民虽然经常游走江湖，也靠社会关系网络维持生存，但游民之所以离开主流社会，是因为天灾或者人祸，不得不脱离宗法社会组织。他们游走，以及因游走而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迫于无奈。他们一般没有关心公共事务的贵族精神。游走是为了找到适合生存的地方，或者在游走过程中，找到食物和适宜生存的地方。他们一般不是源于贵族，而是平民。

在秦末汉初，秦朝通过编户齐民的方式，严格控制百姓的人身自由，只是到了秦始皇晚年和秦二世时期，秦法过于严苛细密，百姓不堪忍受，落草为寇、弃乡逃亡的人越来越多，但这些人为防止地方官员的追捕，不可能流落市井、乡里，而是逃到官府控制力小的山区、湖沼等地，成为盗匪。当时，在江湖社会游走的人则以侠客为主，游民比较少。那么，为什么说秦朝是被侠客们推翻的呢？

第一个原因是，侠客们都有造反意愿和动机。战国时期的侠客们把侠客作为职业看待，已经具备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感、荣誉感和价值感，也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秦统一六国后，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公共事务交给各级官僚负责。此时，国家需要的是唯皇命是从的官僚，排斥、打压贵族阶层，不允许任何政治集团分享皇权，更不会放纵和皇帝、官府的权威分庭抗礼的侠客群体。

为强化专制，秦朝全面控制社会资源，全方位、立体式打击各路侠客。这些侠客和他们的拥趸为从事侠客职业，不得不转入“地下”。当然，他们会因此倍感憋屈和愤怒。侠客们反感秦帝国，如果有机会推翻它，自然不会放过。其中，那些心怀灭国之恨的关东六国贵族后裔，是最痛恨秦政府的一群人。他们被迫脱离原来的统治体制，不得不以“地下侠客”的身份和面目示人，政治前途一片黯淡，生活品质一落千丈，出于报复和重新夺回失去的利益的目的，这些人也更加热衷于推翻秦帝国。

第二个原因是，侠客们有能力和人望，很容易成为各路起义军首领。那时，侠客一般是有文化、有武艺、有领导力、有见识的人，帮助大家排危解难，已积聚起良好人缘和崇高人望。他们喜欢结交社会各阶层人士，人脉关系广，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很强大。在全国起义风潮涌起之际，这些人一旦站出来，振臂高呼，号召反秦，瞬间可以赢得很多人追随和支持。秦末涌现出的各路起义大军分别由各地区大大小小的侠客率领，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些推翻秦朝的侠客中，有一个取得最后成功，开创几百年基业的，就是刘邦。刘邦是秦末侠客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