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泽乡：意想不到的兵变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九百多个戍卒从中原地带出发，去北方的渔阳戍边，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宿州市），“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起兵反秦。读者朋友对这个起义的过程都很熟悉。按照《史记》记载，起义原因是，因为天降暴雨，不得不在大泽乡歇着。这么一耽误，去边疆戍边，无法如期到达。按照陈胜的说法，秦朝律法不答应，“失期当斩”，所有人都要被处死。里算外算，都是个死。这些人想到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造反，拉起反秦大旗，攻城拔寨，与秦军以命相搏。

上过中学的人对大泽乡起义的前因后果都很熟悉，知道这是由于“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回顾中国造反史，基本上都沿用了大泽乡起义的模式。

首先，造反前，先弄些鬼神符咒之类的东西，宣布造反必定成功，前途一片光明，让大家相信，造反后大部分人能活下去，小部分人还会活得更好。其次，造反的领头人带着大家一起杀掉官军，算是逼着大家纳了“投名状”，从此，谁想单独逃跑，就可以栽赃陷害，说这事是谁干的。再次，是讲大道理，宣传造反有理，内容无非是“朝廷昏庸，奸臣当道，官吏残暴，平头百姓活得不容易，想幸福很难”，以此表明“不去造反，活着更惨”。最后，提出激发大家造反热情的口号。为了让文化水平有限的大多数人记得牢、喊得响，口号一般要朗朗上口、简明易懂、直奔主题。虽然后世的很多造反或者起义，省略了某些程序，但大部分是不会超出这个范畴的。

对大泽乡起义，很多人形成一种固定的印象，认为这是在偶然条件下，陈胜、吴广组织的“农民”暴动。这么说，也不是不可以。在历代王朝里的起义中，参加造反的人中肯定有农民，而且还不会少。毕竟，在历代王朝里，农民始终是人口主要构成成分。但要是较起真来，在这次起义中，却也不太像标准的农民起义。我们说一次起义是不是农民起义，一个标准是看起义队伍是不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志是，领导起义的人是不是农民。这样看，大泽乡起义或者说造反，怎么看都更像一次有蓄谋的兵变。

第一个原因是参加大泽乡起义的人是军人而非农民。大家都知道，与陈胜、吴广一起参加大泽乡起义的这支队伍，目的是去渔阳县（在今北京市境内）戍边。戍边的这支队伍其实是一支军队。不过，这支军队之所以在起义之后，要“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可能是秦朝对从关东六国征发的人，怀有警惕之心，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不会发给他们武器。秦始皇曾收缴关东六国的兵器，铸成十二个铜人，放在咸阳。这说明秦朝禁止民间私藏武器，以防止民间暴动，增加统治成本。

第二个原因是起义的倡导者陈胜和吴广不是农民。在起义之前，陈胜和吴广应该不是农民。从《史记》记载看，在被征发前，陈胜、吴广并不是什么农民或者小手工业者。为什么呢？首先看他们的名字。陈胜的字是涉，吴广的字是叔。那时候，一般百姓仅有名，没有字，而且名字起得不伦不类。比如，刘邦在成为“刘邦”之前叫“刘季”，按照“伯、仲、叔、季”的排序，“季”是最小的意思。他的名字可以被翻译成“刘小儿”。这样的名字肯定不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应有的“大号”。那时候，有名、有字的人都是那些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比如，张良，字子房，这名字叫起来，显然比“刘季”显得更正式且高贵。仅从名字上看，陈胜、吴广就不应该是普通农民，很像是贵族后裔，或者是出生在有社会地位的家庭。

陈胜、吴广的认知水平和文化品位比一般百姓高很多。在鼓动大家时，陈胜说，扶苏、蒙恬受冤，楚国被灭很冤和项燕将军精神不死，一看就像心怀天下、经常关心国际国内时事的人，不像是把柴米油盐之类的事看得很重的人。大家知道，在乡下做工时，陈胜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样透着文化意味的话。作家二月河认为，“就算是经过了文言修饰，就这个言语去琢磨，他的家庭背景似乎也不简单”。

史学界确有陈胜出身“贵族后裔”的说法。贾谊的《过秦论》透露了一个信息：“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按照秦帝国的法律，“迁”原是指一种政治刑事处分，即流放之意。例如，《史记·商君列传》记载，非议法令的人，皆为“乱民”，“尽迁之于边城”。《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在这里，被“迁”的对象一般是亡国贵族后裔、“不轨之民”和某些刑事犯。陈胜属于哪一种目前尚无文献为证，所以，无定论。但综合陈胜的一些言行来看，他有名有字，且对秦制和时事比较了解，这些特征都不同于出身社会底层的人。由此，得出一种推论，他很可能是陈国贵族的后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卢南乔、苏诚鉴等人都持类似观点，并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

既然陈胜、吴广和跟随他们起义的人都不是农民，他们组织的起义则很难被说成农民起义。为什么说大泽乡起义是一次有蓄谋的兵变呢？(www.xing528.com)

首先，陈胜、吴广都是军官，有条件主导这次兵变。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陈胜、吴广在这支队伍中分别担任“屯长”的职务。根据《后汉书·百官志》云：“屯长一人，比二百石。”由于汉承秦制，秦军中的屯长，大致是俸禄二百石、有编制的正式军官。《韩非子·定法篇》说：“商君之法，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如此推测，屯长至少应是四级爵位。很可能陈胜入军队后，已经杀过四个敌人，或者立过相当于杀四个敌人的战功。虽然屯长不是什么高级军官，但能担任这样的职务，之前应该在军中有一定地位，最起码有一定的军事或类军事的工作经验和令人信服的管理能力。在这支队伍中陈胜、吴广具有一定的威望，也具有一定的指挥权。客观上，他们两人有条件在最短时间里，发挥出组织力和领导力，组织起此次起义。

其次，陈胜是有广博的社会见识、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在乡下，他给人打短工时，跟工友们说“苟富贵，勿相忘”，引起众人嘲笑。他对工友们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胜始终认为，他不是凡人，更不想当凡人。陈胜拥有强烈动机，时刻留意寻找各种机会，包括组织兵变和其他形式的造反，实现个人的远大抱负。

正如上面的分析，陈胜、吴广和项梁、项羽、张良这些六国旧贵族一样，可能都有着贵族血统。这些人并不安分，渴望社会回到战国时代。在那个时代，天下遍布诸侯国，国家间战事不断，各国想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存活下去，并不容易。为生存和发展，君王们对有治国才能、打仗技能和政治运筹能力的人很尊重，给予这些有真才实学的人立功发展的机会。这些人通过立功，获得封侯封爵等相关奖励，从此享受鲜衣怒马、豪车美宅的贵族生活。

在秦朝，战争频次减少，立功受奖的机会不多。天下一统后，秦朝皇帝面临灭国级别的压力小很多。国家需要更多能干活、会生产和守法的百姓，不太需要在乱世有用武之地的辩士、武将和谋臣。那些从旧六国存活下来的武将、谋臣，以及受过这方面训练的人，要么失业，要么改弦更张。那些旧六国的贵族后裔，在秦朝沦落为平民，自然心理失衡，非常希望能够推翻秦朝，恢复旧有秩序。

陈胜和吴广很可能属于希望造反变天、改变当前无望生活的人。我们不知道，在大泽乡之前的漫漫长夜，他们忍受着怎样的煎熬和孤独；在大泽乡，他们终于等到一个绝佳机会；在大泽乡之后，他们将压抑已久的愤懑与不满全部释放出来，畅快淋漓，登上人生巅峰。

此外，从《史记》记载看，此次起义是陈胜、吴广胁迫和诱骗大家参与的。既然陈胜是一个对天下事很熟悉的人，对秦朝法律也比其他人更了解。但他在鼓动大家造反时说，“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籍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这个说法现在看来显得很不靠谱。学者程步认为，从湖北睡虎地考古发掘出来的秦朝竹简看，根据秦律规定，戍边迟到，戍卒最多接受罚款的处罚，并不是被处死。从现实角度考虑，这样的规定确实合情合理。那时候，交通不发达，远赴边疆驻守，要走很远的路，即便全力以赴，也不容易按时到达。由不可抗力导致“失期”，秦朝若把这些国家宝贵的人力资源毁掉，显得很不明智。

但有些学者认为，对失期的人“不斩”的法律，可能不适合秦二世时的秦朝。据《史记》记载，秦二世即位后，修改很多秦律。很可能对戍边迟到问题加大处罚力度，有可能出现这种严苛至不近人情、不通常理的律条，但目前没有过硬的证据证实秦二世究竟修改了哪些法律，也无法找到证据，证明确实有“戍边失期当斩”这条新规。

其实，从陈胜动员戍卒们起义的过程看，秦律可能没有那么残酷。根据《史记》记载，陈胜鼓励大家起义时说“籍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家现在继续出发，没有按时到达边疆，即便不被国家处斩，戍边过程中也有六七成的人会死。”这句话可以表明戍边很危险，可能会在作战中战死，也可能在服兵役过程中累死或者病死。但姑且不论戍边过程如何死，仅从陈胜说的话，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到底按照秦律对这些没有如期到达边地的人，是杀，还是不杀呢？说实在的，从他的话看，陈胜好像承认，“籍第令毋斩”“戍边失期”并不会一定依法被处死。由此推测，众戍卒响应陈胜、吴广号召，反秦起义，绝不是因为陈胜说的这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