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是一个很倒霉的、不值得同情的王朝。从实用主义角度看，说它倒霉，无外乎是指，秦国经历几代君主省吃俭用、前赴后继地勤苦打拼，好不容易一统江湖，可仅十几年后，王朝历二世而亡。那么多的辛苦付出，瞬间打了“水漂”。几代秦国君主如果在天有知，又将情何以堪呢？
后世的历代王朝明明一直在免费享受着秦帝国以亡国的代价探索出来的新制度，也就是所谓的“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可是，后世历代皇帝、大臣和百姓依然不遗余力地诅咒秦朝，对秦帝国毫无同情之心。更可悲的是，后世帝王和官僚们没少模仿秦朝牧民施政，却总能理直气壮地站在秦帝国的对立面，耻于与之类比。
后世研究朝代兴替的人和给皇帝讲课的老师，对秦朝灭亡的原因向来极为关注。汉朝是在秦帝国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汉朝初立的君臣亲身经历秦末血染的疆场和横暴的战争，皇帝不想丢社稷江山，将帅臣僚不想浴血沙场，百姓不想被搅进天下混战离乱中。因此，汉朝最重视秦帝国倾覆的教训，反思得更深入且彻底。汉朝的主流认识是由全国著名的大才子贾谊总结出来的。
贾谊在他的著名文章《过秦论》中提出，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具体而言，在他看来，秦朝灭亡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秦始皇的品行太差。贾谊认为，秦始皇自私自利，内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炫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不信任功臣，也不亲近士民，特别是不实行仁政王道。为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钳制言论，控制百姓思想。在密如织网的酷法下，老百姓动辄得咎，噤若寒蝉。他迷信诡诈权谋，把仁德信义丢到脑后，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不二法门”，丢弃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二是把兼并战争时期的立国政策，用于建国时期，不懂得变通。实行兼并战争，要重视诡诈和军力。安定国家，则要重视顺时权变，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方法。秦国从战国到天下一统，它的执政路线没有改，政令没有变，没有变革图新，顺应民心、天时。秦王孤身无辅，享国之日自然无多。按照贾谊的说法，秦朝如能改弦易辙，实行像商、周时期的宽容并包的政策和仁义厚德的执政理念，即使后代里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国家也不会如此快速灭亡。
三是秦二世不思改弦易辙，而是更加暴虐无度。秦二世即位后，暴虐程度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破坏宗庙法度，屠杀兄弟姐妹，残害百姓。重修阿房宫，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执法苛刻狠毒，赏罚失序，赋税搜刮失去限度。国家内外事务繁多，令各级官吏们不堪重负。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越来越多。史载，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陈涉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即得天下响应，率身景从，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天下苦秦久矣！”
四是忠臣谏言无门，秦二世刚愎自用，任意妄为，更加钳制不同言论。在秦朝，有很多忌讳和禁规。贾谊在《过秦论》提到，各路忠言还没说完，忠臣即被杀戮。天下有识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肃穆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了。一个堵塞忠言的王朝，一个弃天下名士的王朝，一个以吏为师的王朝，一个崇尚“利出一孔”的王朝，天下必弃之。
贾谊生于公元前200年，死于公元前166年，距离秦朝灭亡不过几十年。他的思想体系比较庞杂，融合了儒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他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主要立足于儒家、道家的思想。这些观点没什么错，反躬自省，通达人情。一个人总是被别人欺负，还看不到解困的希望，达到一个临界点后，奋起反击，于情于理，理所应当。这种观点经常被人拿来教育后世那些太子和年龄小的皇帝，提示他们，要有意识地约束没有止境的欲望，休养生息，尊重自然规律，才能确保国泰民安，国祚延续，避免走上秦朝二世而亡的老路。
但现在看，贾谊的观点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他写的《过秦论》虽然文采斐然，但无形中夸大了一些史实，我们不能把其中的内容都当成真实历史看待。从史料分析，秦始皇很多作为并不如贾谊所说的不堪。贾谊的论点虽然很全面，也很精到，但过分关注人主的德才优劣，给人一种感觉，只要“遇到明君，所有的事都好办。万一碰到像秦始皇和秦二世这样的君主，一切也都完了”。这样分析历史进程，略显肤浅。
秦朝成立一段时间后，有人发现在国家治理上存在问题，便从国家制度层面提出谏言，以图维护秦朝长治久安。这个人是淳于越。(www.xing528.com)
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和群臣举行宴会。其间，一个叫周青臣的博士向始皇帝唱颂词，高度评价郡县制的作用。郡县制度是秦始皇和李斯以及秦国几代国君都引以为豪的制度创举，在秦帝国，被公认为秦国一统天下的两大法宝之一（另一个是军功爵制）。秦始皇听完周博士的盛赞，《史记》记载，“始皇悦”。这表示始皇帝对郡县制很得意，对周青臣博士的盛赞，“深以为然”。
但另一个博士淳于越，当场站出来唱反调。他说，殷周两个王朝之所以能够存在千余年，是由于大封子弟、功臣作为辅助的缘故，陛下拥有天下，可儿孙却是匹夫。如果天下动乱，皇帝依靠什么来救助危难呢？丞相王绾等人比较认可淳于越的说法。他们认为，新征服的地方如燕、齐、楚等地，距离秦国故地太远，如果不在那些地方设置宗王，就没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这些大臣建议，“册立诸位公子为诸侯王”。
淳于越和王绾的意思是，皇帝分封儿子们到全国各地，对镇压反秦势力，既直接，又有效。可以设想，如果出现造反者，那些嬴姓藩王割据地方，出于保卫中央就是保卫自己的动机，肯定毫不犹豫地起兵，以雷霆万钧之力镇压反叛。等到作乱的火苗被吹灭，皇帝还可能一无所知。推而言之，有强大的藩王存在，下面那些刁民即使有造反的心，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造反的胆了，天下从此祥和而安宁。
淳于越和王绾等人实际上主张“一国两制”，有策略性地实施封建制度，降低统治成本。汉朝落实了这一主张。《汉书》的作者班固，认同这个观点。他说：“秦讪笑三代，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无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土籓翼之卫。”后世很多人也都对这一观点深以为然。唐初萧瑀认为，“三代封建而长久，秦孤立而速亡”。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认为，自秦以来，有乱无治，甚至夷狄灭国，“是废封建之罪也”。
不过，淳于越的主张遭到丞相李斯的迎头痛击。李斯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那些诸侯国为争抢私利，使天下陷入内战泥潭，不能自拔，最后王朝易代，国祚毁灭，天下尽归秦。现在，再实施分封，天下还会回到战国时代。如此而为，秦朝“大一统”的千秋伟业，从何而谈？所以，非封建，推行皇权专制和郡县制，要坚持不懈，做到全国一盘棋，不能有丝毫更改。从后来看，秦始皇认可李斯的主张。在秦帝国，他不遗余力地强化皇权专制，推行郡县制度，没有对他的儿孙们封王拜侯。
从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看，有一点可以证明，当时，秦朝在远离秦国故地的楚地和齐地等地区，统治基础确实很差，依靠郡县制度对那里实施统治，存在很大问题。虽然那里的郡守和县令是中央委派的，但基层管理人员都是通过考试在当地招录的。比如，刘邦、萧何等人参加秦朝的公务员考试，成为当地的基层官吏。让这些对秦朝缺乏文化和心理认同的人成为秦朝基层官吏，而之后的“政治思想”工作又做不到位，后果相当可怕。
虽然郡县制度有助于政令统一，但各地方的文化、经济和地理存在很大区别。如果不加区别对待，同样一个政令在不同地区会带来不同结果。有的地区会得到好结果，有的地区会被同样的政令戕害。秦朝的法律在关中地区执行了一二百年，但用到关东六国地区，很难避免各种反弹。
但不能说淳于越和王绾的说法完全没问题，李斯所说的也并非一无是处。从后世的一些教训看，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十国之乱”和明朝的“朱棣造反”，都说明藩王势力过大，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很不利。一旦失控，改朝易代，国祚毁灭，社稷倾覆，国家离乱，几乎不可避免。
站在不同角度看问题，各有各的道理，都能做到逻辑自洽，在现实和历史中找到可资支持的案例，但从中很难找到秦朝灭亡的底层逻辑和真实原因。
秦帝国初立时，陷入两难境地。无论怎样选择，都会掉入一个深不见底的坑。后世很多王朝总结秦朝迅速大崩溃的原因和教训，各有特点，但大体上和贾谊、班固等人的说法很类似。可能是贾谊在总结秦帝国灭亡时，主要遵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在后世，儒学逐渐成为各朝代的主流学说，文人以儒学入仕当官，自然支持贾谊等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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