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原佛教传入西夏之前，党项人曾经历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巫术占卜等原始宗教信仰阶段。党项人内迁后，受到信仰佛教的汉族、吐蕃、回鹘等民族的影响，佛教成为他们信奉的主要宗教。[28]因史料匮乏，目前我们无法探知中原佛教传入西夏的具体时间。但据史载：李德明因母亲去世，请求在北宋的五台山修建寺院，并派致祭使护送供物去五台山。可见，在李德明之前，中原佛教已经传入党项族社会，并有所发展，甚至成为西夏统治者重要的精神支柱。其后，李元昊也深受佛教的影响，设立专门掌管佛教事务的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大规模兴建或修缮佛寺、佛塔、洞窟等。这也佐证了中原佛教较早就传入西夏，并促进西夏佛教的繁荣发展。
关于宋夏佛教文化的交流，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其一，请赐佛经。在宋夏佛教的传播过程中，西夏统治者多次向北宋求赐《大藏经》。据《宋史·夏国传下》《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有关赐经的记载，并结合史金波先生的研究成果[29]，拟表格如下：
表4－1 西夏向北宋求赐佛经简表
续表
从表4中可以看出，北宋时期西夏向北宋求赐佛经共7次[30]。其中，李德明时期是第一次，这为此后西夏的求经起到带头作用。同时，西夏通过向北宋求赐佛经，使得大量的汉文佛经传入西夏境内，为中原佛教在西夏境内的学习和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西夏求得《大藏经》后，统治者开始组织以西夏文翻译 《大藏经》。这既促进中原佛教思想在西夏的广泛传播，也促进宋夏间佛教文化的交流。(www.xing528.com)
其二，佛事活动。在宋夏和平时期，佛事活动是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据史料记载，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表遣使诣五台山供佛宝，欲窥河东道路”[31]；庆历二年（1042），北宋官员种世衡派僧人王光信，持腊丸书至西夏实行反间计；庆历五年（1045），李元昊派僧人吉外吉、法正对北宋赐佛经表示感谢。这些佛事活动以僧人交往为凭借，恰恰说明宋夏间佛事活动、僧人交往的频繁。
其三，兴修佛寺。西夏政府十分注重兴修佛教寺院。据《西夏书事》载：“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32]可见贮藏佛经是西夏修建佛寺的原因之一。除贮藏佛经外，西夏佛寺还兼备翻译佛经（高台寺）、刻印佛经（温家寺、黑水城寺）的功能。[33]通过修筑佛寺，中原佛教典籍得到有效传播。这种现象也存在于边境地区。史载，北宋政府曾应秦州蕃官的请求“于来远寨置佛寺，以馆往来市马人，从之”[34]。可见，为满足往来的蕃汉商人及边境民族信仰需求，北宋政府在边境地区兴建佛寺。事实上，佛寺也是往来边境地区的蕃汉商人交流的重要场所。佛寺在宋夏佛教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佛教文化交流方面，宋夏间的文化影响应该是相互的。但由于北宋的佛教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故北宋在佛教文化交流中主要是输出方，而西夏则是输入方。宋夏双方通过赐经、译经、礼佛、兴建寺院等活动，推动着佛教在宋夏边境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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