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与西夏边境地区书籍流通及文化交流研究

北宋时期，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传播更为兴盛。但北宋严格规定除“九经”^[6]书籍外，其他书籍禁止外流。即便如此，通过宋夏各种贸易途径，书籍仍不断流入西夏，加速西夏汉化的进程，促进了宋夏文化的交流。

1．书籍流通的途径

（1）榷场贸易

宋夏双方在边境地区榷场进行书籍交易，不仅存在合法的九经书疏交易，也有不合法的图书交易。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4载：北宋景德三年（1006）规定“民以书籍赴缘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9又载：元丰四年（1078）北宋政府再次规定“诸榷场除九经疏外，若卖余书与北客，及诸人私卖与化外人书者，并徒三年，引致者减一等，皆配邻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许人告捕给赏。著为令”^[8]。可见，北宋对榷场非法书籍交易多次颁布诏令予以禁止。这从侧面反映了在宋夏边境地区，除 “九经书疏”外，其他书籍仍是通过榷场渠道流经西夏。事实上，北宋政府虽严令禁止，但非法的书籍流通仍然屡见不鲜。

（2）走私贸易

北宋时期，边境地区的书籍走私很严重。北宋政府虽多次颁令禁止，但无法杜绝。咸平三年（1000），北宋规定“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9]。景德三年（1006），北宋重申：“违者案罪，其书没官。”^[10]元祐五年（1090）七月，北宋又补充“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国史、实录”^[11]禁止印制。至宋徽宗时，北宋再次重申书籍“贩卖藏匿出界者，并依铜钱法出界罪赏施行”^[12]。从以上材料可知，北宋政府一直在禁止书籍的贸易，甚至不允许印制，却一直成效甚微。这恰好说明宋夏边境地区书籍流通的主要途径可能是走私。

（3）宋廷回赐

北宋时期，西夏考虑到政治和经济的利益，每年派使节赴北宋都城朝贡，并要求回赐。北宋每次回赐给西夏一定数量的物品，书籍属北宋回赐物品之一。据史料记载：皇祐六年（1054），“夏国主谅祚进马求赐书，诏赐九经，还其马”^[13]；嘉祐七年（1062），西夏“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14]；熙宁五年（1072），西夏“十二月，遣使进马赎《大藏经》，诏赐之而还其马”^[15]。从以上资料可知，西夏通过回赐的途径获得一些书籍。这些书籍像九经、《大藏经》等均属北宋允许流通的书籍，非政治、军事等涉及国家利益的书籍，故得到北宋官方的许可。

实际上，除以上三种主要的书籍流通途径之外，还存在书籍间接流入西夏的情况。如在黑水城发现的北宋时期音乐书籍《刘知远诸宫调》残卷。这一方面说明北宋的音乐书籍传入西夏；另一方面因黑水城的《刘知远诸宫调》是金刻本，因此知《刘知远诸宫调》可能是从北宋传入金朝，经金人重新刻印后再传入西夏的。然而，无论是哪种途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北宋的书籍传至西夏。

2．传入西夏的书籍类型

通过各种途径，北宋的书籍流入西夏，主要有以下几类：

（1）儒学经典

儒学经典具有巩固统治、文化教育的功能，常常被统治者所推崇。北宋统治者将这些书籍赐予官员，且西夏统治者也多次向北宋求赐这些书籍。史载李元昊时期“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16]。皇祐六年^[17]、嘉祐七年^[18]，北宋两次赐赠西夏儒学经典——九经。另外，北宋还允许九经书疏在榷场、和市交易。同时在黑水城还发现用西夏文翻译、编译的儒学经典，如《孝经》《论语》《孟子》等^[19]。据此可知，儒学经典已通过各种途径传入西夏。(https://www.xing528.com)

（2）佛教书籍

佛教在西夏的地位极高，统治者也很重视佛教。北宋时期，西夏多次向北宋请求回赐佛经。为更好地传播佛教，统治者开始组织将汉文《大藏经》翻译成西夏文，包括北宋的汉文佛经。^[20]这些汉文佛经的传入，为宋夏佛教文化的交流构建起一座桥梁，推动了中原佛教在西夏境内的传播及发展，也促进了宋夏间佛教文化的学习与交流。

（3）历书

党项族原无历法，隋唐时期采用“候草木以记岁时”^[21]的方法。北宋初年，以党项贵族为首的夏州政权归附于北宋，开始使用北宋的历法。自李德明始，北宋多次赐予西夏历书。如史载乾兴元年（1022），北宋向西夏颁赐《仪天具注历》^[22]；庆历五年（1045），北宋向西夏颁赐《崇天万年历》^[23]。在20 世纪，黑水城出土了汉文历法，这就证明了北宋的历书传入西夏的事实。

（4）涉及军政机要的书籍

北宋时期，政府禁止关乎军政信息的书籍外流。据欧阳修《论雕印文字札子》，至和二年（1055）五月，欧阳修说：“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24]可见，宋廷不允许议论时政的书籍外泄，因为这些书籍一旦流入别国，将对北宋政府处理民族问题带来不便。尽管如此，部分书籍仍通过走私等渠道进入别国。据史载，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三月，有诏曰：“访闻虏中多收蓄本朝见行印卖文集书册之类，其间不无夹带论议边防兵机夷狄之事，深属未便。”^[25]可见，北宋政府虽然禁止关乎军政信息的书籍外流，但其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黑水城遗址出土的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西夏文翻译的《孙子兵法三注》《六韬》传入西夏。这表明音乐、军事方面的书籍也流入西夏。囿于现存的西夏文献关于传入西夏的书籍记载稀少，并且现有的考古资料不足，因此，不能证实这些书籍是北宋时期传入，但可以说明宋夏间的流通书籍种类是较为广泛的。

3．书籍流通与文化交流

儒学经典的流通，推动了儒学在西夏的传播。诸如，元昊设置汉学与蕃学培育人才，其教材多是儒家典籍。与北宋不同的是，蕃学中的教材是用西夏文翻译的《孟子》《孝经》《尔雅》及《四言杂字》等儒家典籍。元昊之后夏毅宗李谅祚在传播儒学方面更进一步，不仅模仿北宋政治制度以完善西夏制度、任用汉族官员，而且向宋廷求赐儒家典籍。诸如嘉祐七年（1062）曾“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26]。之后，夏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时期，对儒学的弘扬达到空前的盛况。

佛教典籍为宋夏佛教文化的交流构建了一座桥梁，促进了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及发展。佛教很早就为党项族接受后成为西夏的国教。这与北宋佛教典籍的广泛传播有密切的关系。自李德明时起，西夏多次派人至北宋请求回赐佛经。西夏统治者的这种行为，目的是从思想上维护自己的统治，却也推动了北宋时期佛教典籍的传播。为了学习和研究传入的佛教典籍，统治者还将其翻译为西夏文。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原佛教在西夏的传播。陈佳华认为“西夏境内流行的佛教，早期主要是吸收中原汉地佛教精华”^[27]。可见，中原的佛教典籍对西夏流行的佛教产生的作用很大。

文学、礼俗方面的书籍可能传入西夏。但是，有关这方面的相关史料匮乏，我们无法找到具体书籍。然而，从文学、礼俗在西夏的发展情况，足可以看出汉文化对西夏的文学、文物制度方面的影响。诸如：西夏人借助新制造的文字创造出自己的文学作品，即《灵芝颂》《月月娱诗》等。元昊虽有“以胡礼番书抗衡中国”的政治意图，但也曾上书宋廷，愿去蕃礼而学汉礼，这均反映汉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北宋书籍通过不同的途径传入西夏，不仅促进中原汉族文化的传播，还加速西夏的汉化进程。在北宋书籍传入西夏的同时，西夏的书籍也可能传入北宋，对北宋的文化产生影响。在书籍传播、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边境地区无疑是最为活跃的地方，西夏边境不仅出现汉化的佛教寺院，甚至羌人可以唱汉歌，这均反映出北宋与西夏边境地区蕃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