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北宋与西夏边境地区的贸易，学术界多集中于边境地区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的总体性论述。诸如：杜建录《宋夏商业贸易初探》[1]认为宋夏商业贸易对西夏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关系均有很大影响。杜林渊、祁远虎、段熔 《北宋时期陕北地区的经济发展》[2]通过对宋夏边境陕北地区榷场、合市、走私以及经过此地的丝绸之路进行分析，认为北宋对陕北地区经济的开发，有助于巩固国防，加强当地少数民族与中原的联系，但也造成诸多的环境恶化问题。杨方方 《北宋西北沿边地区市场开发及区域特征》[3]一文，立足西北沿边地区，对这一民族杂居地带的市场贸易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认为北宋政府所采取的各项经济措施大多数是为了自身的军事需求。李雪峰《略论北宋对西北沿边地区区域市场的经营管理》[4]一文中阐述了北宋时期政府对西北沿边市场的经营管理，并涉及边境地区的蕃汉贸易。李文军 《论北宋对西北边区经济活动的法律规制》[5]考察北宋有关西北边区的法律规制，并揭示了这些法律规制的实施对蕃汉经济交流有保护作用。安国楼《论北宋西北开边以后的民族关系》[6]阐述了北宋政府在西北边区设立市场，奖励蕃民贸易等政策，并揭示了北宋政府的法令有保护蕃民利益的作用。高锦花《论范仲淹的边防思想》[7]从范仲淹治边思想的角度看在范仲淹指导下制定的措施，具有保护北宋边防安全和改善边境地区兵民生活的作用。然而，相比之下，北宋与西夏边疆地区官方和民间贸易专门性论述相对较少，有王福军《辽宋夏金时期宋的榷场贸易考述》[8]考察宋夏的榷场设置、管理、交易货物等，认为榷场具有满足边民生活需求，开发边境地区经济，推动边境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融合，有助于边境安全等作用。张海君《北宋麟、府、丰三州归治河东路原因探讨》[9]一文探讨了北宋对麟、府、丰三州的归治问题，并深入地研究了三州的市马贸易。陈鑫《试论北宋与辽夏边区的违禁贸易问题》[10]较为系统地揭示了北宋与辽、夏之间的违禁贸易，认为产生这些违禁贸易的根本原因在于三者经济上的互补性，这也对边区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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