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特别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对孔子的认识与评价，对他的思想和他的形象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争论是相当激烈的。作为政治家的孔子，作为哲学家的孔子，作为伦理学家的孔子，人们的理解和判断都颇不相同。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的孔子，则基本上是没有争辩的业已论定的形象。在他的教育思想、教育对象和教育方法等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位圣者的伟大人格、广阔胸襟和成熟智慧。
西周以来的文化教育为奴隶主所垄断，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周代的学校是“官学”，分为小学和大学。《礼记·王制》中说：“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这与金文所说是吻合的。小学和大学都是奴隶主贵族的学校，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西周奴隶主贵族的小学所学的是书、数、礼、乐等。《礼记·内则》说：“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书、记”指六书（文字学）九数（数学），大体上和今天的语文算术两种课程相当。“学乐、诵诗、舞勺”，大致就是音乐课、文学课。在小学里还要学一些礼仪、节文，这就叫“学小艺（指书、数）焉，履小节（礼、乐）焉”（《大戴礼·保傅》）成童是十五岁，学习射、御，指射箭和驾车，就是军事训练。礼、乐、射、御、书、数称为“六艺”，这是成童以前学习的主要内容。十五岁以后算是由小学到大学的过渡阶段。十五岁以上入大学，学习的主要课程是诗、书、礼、乐。由此可见，周代的学制分为两级，学习的课程就是“六艺”。小学学习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种，主要是技艺、节文之事。大学学习也是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主要是理论学习。小学到大学的学习是由艺而进于道，将特定身份的贵族子弟进行培养，由节文而至于成德。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成为德行道艺兼备的人才。这就是西周教育培养的目标。在教育实践中，孔子虽然沿用了西周的教材，心目中的培养目标也没有改变，但他有着自己的教育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在根本上改换了受教育对象。
当教育和学术由专司其职的种种官吏世袭，教育的对象只限于贵胄子弟时，整个文化的发展异常缓慢。在奴隶主贵族制度开始崩坏以后，有些没落的贵族和原来称为“士”的最低级的贵族开始以私人资格传授知识学问，以维持生活。这才有私人讲学之事。从私人讲学之中，出了私有的学派。这些学派，对于“官学”而言，就成为“一家之言”。所谓“诸子百家之学”就是对于贵族的统一的“官学”说的。孔子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一些有学之士沦为逸民，学术被带到了民间，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现象。《论语》中记载了好些这种人的踪迹，孔子本人也属于这个行列。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是第一个大规模私人讲学的人，也是第一个创立学派的人。他创立了儒家的同时也创立了“私学”。
作为中国历史上打破官学限制，开创私人讲学的人。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著名原则（《卫灵公》）。在当时，“类”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异于华夏的民族，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孔子打算乘桴浮于海，欲居九夷。他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据汉儒的解释说：“孔子疾道不行于中国，恚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难之曰：‘夷狄之鄙陋无礼义，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为陋乎？”（《论衡·问孔》）此即破除族类界限的思想。二是指氏族等类，即华夏诸侯国内氏族的等级界限。西周的学校教育为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所垄断，不仅奴隶主贵族与平民和奴隶之间有严格的阶级界线，就是奴隶主阶级的内部也还有贵贱尊卑之分，等级森严。氏族的“氏”就是用来区别贵贱的。《左传》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昭公七年》）由士以上都是统治阶级的范围。如果说孔子的“有教无类”，打破“夷狄”之类，“夷狄进而为中国”，毕竟还只是一种理想，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时的感慨，那么，其弟子中的出身于下层平民的人则是大有人在。他既主张“有教无类”，又主张“学而优则仕”，这就不仅突破了西周以来贵族教育的界限，而且突破了周朝世官世禄，对做官人员身份的限制。孔子三千弟子或许有所夸大，但可想见其人数不少，有些弟子颇有才干和知识，对于后来封建文化的兴盛起过重要作用。
“有教无类”的提出，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教育本身传授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势必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而扩大施教范围，打破它原来作为一种身份的狭隘限制，但孔子本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虽然孔子说过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话，但他在招收门徒时却是实行“有教无类”，“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仲弓父贱人。”“子张，鲁之鄙家。”（《吕览·尊师》）所以历来都说“孔门多杂”（见《尚书大传·略说》《说苑·杂言篇》）。这也曾引起一些人的惊讶。《荀子·法行篇》记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的话：“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也不能否认这种事实，他的解释是：“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隐括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这些“杂”的门人包括：颜子居陋巷，死时有棺无椁，可见出身贫寒；曾子从事种瓜，其母亲织；闵子骞着芦衣，为其父推车；仲弓父为贱人；樊迟请学农圃；子路食藜藿，负米；有子为卒；原思居穷闾，敝衣冠；公治长在缧绁。这些或许有传闻失实处，但总可以看出一些实际情况。
孔子的教育目标是把这些出身卑微的人教育成为伦理道德良好、富有学识、能够为社会出力的人，也就是当时人们所认为的“君子”。君子原是贵族的专称，那种身份是固定的。前面已经谈到孔子改变了由历史传统而来的“君子”一词原来的地位和权力的含义。孔子对“君子”“小人”仍作了严格明确的区分，但已主要是从品德情操的高下来强调。《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里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述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宪问》：“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阳货》：“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可是现在孔子把“君子之道，向广大社会阶层传播起来了。他把“君子之道”当作一般的做人之道，只要能实行“君子之道”，都可以称为“君子”了。从指示一种特定身份，转而指示一种特定人格。
古代文献上对于“君子”“小人”是分得很清的，只有君子才能受到教育，从而参与政事。《左传·文公十三年》：“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国语·鲁语上》：“君子务治，小人务力。”《易·系辞上》：“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礼记·玉藻》：“君子狐裘。”孔子所培养出来的君子，能够从事政治固然好，即使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被摒除在政事之外，他们也仍然是社会所必需的。孔子的教育事实上开启了后世中国社会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选拔政治人材的基本途径，这不仅是一个名称涵义的改变，而实在标志着一个历史的新发展。这就是说，过去只有世袭的固定的贵族身份，现在又容许一种非固定的通过接受教育后取得了必备素质的人参与政事了。我们看后来各种取士制度，不管征召、贡举、考试，都是要根据一定条件，通过一定手续，从而考察此人的受教育程度和个人素质（这是哪个层面、哪个角度上的考察，则是另一个问题。此处不论），给某些人造成特殊身份，把他们吸收进统治阶级的圈子以内，从事政治。
在教育的问题上，孔子所强调的也是教育过程中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季氏》中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在《阳货》中也说：“性相近，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分析一下这两段话，就会发现它们里面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是孔子认为有最上等的“生而知之者”，“上智”与“下愚”是生成的，不可改变的；另一方面，他又在强调人要积极主动地学习，不同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目的判分出了人的不同境界。事实上，正如《尸子》列举孔门中学生的情况时所说的：“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荀子·大略》也说：“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可以说，虽然在认识论上孔子是显示了一种基于他的礼教思想而来的将人分为等级的二元论态度；但在教育的实施中，他更多地还是强调教育能起大的作用，教育是有效的。
孔子教育的特色也是极为鲜明的，是令后人模仿，也是令今人羡慕不已的。从《论语》中可以看到，孔子的这个“私学”颇有“家学”的味道，师弟相处犹如家人，自由讨论，相互问难，气氛很是活泼但学习扎实，形式相当松散却研探深入。师生同行同住，不仅在思想上交流，而且在情感上沟通。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怎样作人怎样处世超过了琐屑的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人格、智慧、品性的砥励超过了具体知识的传授。
《论语》中所记关于孔子的教育，大量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孔门四科中也以“德行”为先，德行就是伦理道德的实践，孔子认为这是培养为政治服务的“士”“君子”的首要条件，但教育也包括为政治所需要的其它因素。《雍也》中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能让他从政吗？”孔子回答说：“仲由做事果敢，对于管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季康子又问能否用子贡管理政事，孔子说：“赐这个人很通达，对于管理政事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季康子又问到了冉求行不行，孔子的回答是：“求这个人多才多艺，对于管理政事不会有困难的。”“果”、“达”、“艺”，涉及到人的性格、人的胸襟、人的才能这么三个方面，在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都是曩括进去的。
孔子把伦理、教育、政治三者结合起来，构成一贯的体系。他说自己所忧四件事：“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这四件事都与实行相关。在教育中重视实践，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虽然“学而时习之”的“习”只是对所学知识的温习，还算不得实践，但“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行”是实践，则是无疑。当然，这属于修身方面的实践，因为他讲的伦理问题。颜回“不迁怒，不贰过”，孔子也说他“好学”。因为这是学了之后就诉诸个人修养方面的实行，这才算是真正的好学。即知即行，即行即知，学是终身的事。知道如何应世，而且能实行，就是为学之目的。(www.xing528.com)
在教育的具体方法上，孔子注重闻见，注重证据，注重阙疑，注重引申类推，注重“一以贯之”，又注重“绝四”。
强调教育与人的实践相融，所以孔子就注重从别人和自己的经验中学习，但又认为，对于自己及别人的经验也必须加以考核，才可相信。他说：多闻多见是好的，但要把其中的可疑者阙之，只行其余的无可疑者，这样就可以少犯错误。（《为政》）他又注重“阙疑”，说过，历史家对于所不知道的事，最好是不要写（《卫灵公》）。学习研究都应该取这种态度，即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对于从经验得来的东西，不但要加以考核，还要加以引申和类推，由已知引申到未知，“温故而知新”（《为政》），“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所以他的学生也极重视自己的这种能力，朝这个方面努力。子夏说他不能与颜回相比，因为他自己是闻一以知二，而颜回能闻一以知十。对于那种缺乏这种素质的学生，以“诲人不倦”而著称的孔子也感到是教育的浪费。“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也就是说，如果告诉一个学生，一个方的东西的一角是什么样子，而他不能由此推知其余的三个角是什么样子，这个学生就不必再教了。
孔子第一个提出“不善者”可以为师和“不知”可以算知这样机智的辩证思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这既是讲授学习的方法，更是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人生素质。
孔子将忠恕作为自己思想中的“一以贯之”而提出，从教育和学习方面来说，这就是要发现知识和经验中核心的东西，上升至透彻的理解，转化为清醒的理性。所以他又强调学习中的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在如何思考的问题上，孔子又提出了“绝四”：“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所谓“意”是测度，也就是主观的成见，“毋意”就是没有主观的成见；“毋必”就是不要绝对肯定。孔子说他自己是“无可无不可”（《微子》）的，也就是说标准是可变的，而非固定的，是活的，而非死的，是因时因地转移的；“毋固”就是不要固执，也就是“可与权”；“毋我”则是不要惟我为是，惟我独尊，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必须与之断绝的四种毛病，正是孔子教育过程中对学生品行的改进。
在教学实践中，孔子对学生所提出的问题，总是根据具体的环境和学生不同的思想情况而作出有针对性的回答，对此，他的学生们也早已习惯，并获益非浅。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极富有辩证意味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比起注入式，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较为困难的，但它却符合授受知识的辩证途径，因而又是容易的，孔子在这一方面显示出极高的智慧和恰到好处的把握。他很注意分析学生的不同性格和水平，并能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强调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由此而成为有名的“因材施教”法。
孔子还反对“过”，反对“不及”，提出了“过犹不及”的著名论点。这句话常被视为折衷主义。孔子确对于事物发展的“度”很警惕，很敏感，这有时就不免有所折衷，就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说，给人这样的印象是事出有因的。但“过犹不及”这个命题本身其实却不是折衷，它是针对学生认为“过”比“不及”为好这种比较幼稚的想法而提出的。在它的核心中，正是有着一个不能“过”，又不能“不及”的确定的标准，这与折衷、模糊，无是无非，或者亦是亦非正是针锋相对的。而且，认为“过”比“不及”好，这是一种很容易得到认同，事实上也很普及的幼稚见解，孔子以他经验和见解，能够对此作出鲜明的否定，正显示了他的成熟的人生智慧。
“有教无类”是针对教育事实上被垄断的情况而提出来的，但我们不可将此理解为孔子有意识地与当时存在的教育制度对抗，他只是出自他的人道精神，平易近人的仁的人生理想，求实的态度而突破了那种在教育问题上的垄断心态和作法，广收门徒，并不将这种做法作为替代或反抗之物。然而，由于教育本身具有为整个社会服务，以知识技能的传授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的一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教育上的垄断势必要被打破。孔子不是为了单纯知识技能的传授，而是为了政治和社会伦理方面的理想而致力于教育，由此而提出“有教无类”，就更具有一种宏伟博大的气派。孔子的治学与施教，其态度是认真严肃的，方法是实事求是的。他的教学内容的确不重视生产劳动方面的内容，但人们如果这样提出问题，以此来要求孔子，似乎就有点滑稽，不相干，这事实上是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苟求。不要说孔子，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那么多的书院，那么多的著名学者从事了教育，又有哪位能够突出那种基本的“人才”内涵而将生产劳动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他的确是要培养贤人和贤才的，而且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传说他的学生有三千多人，他的大弟子有姓名可考的已有七十七人，其中事迹见于记载的共有二十五人。以德行见长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言语见长的有宰我、子贡；以政治见长的有冉求、子路；以文学见长的有子游、子夏。这些人对当时各国的政治动向，文化的传播都起过不小的作用。孔子死的前后，七十子之徒，已广散于各诸侯之间，“为王者师”。子夏教授于西河，曾参设教于武城，澹台子羽居楚，从弟子三百人，其私淑学生孟轲也有弟子七十人。设帐授徒，私人讲学的风气，从此得到发展。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教育，基本上是采用这种方式进行的。孔子的“有教无类”的主张，不但对文化教育传播到民间起了促进作用，就是战国以后，所谓“布衣卿相之局”的逐渐形成，也是和孔子所推行的这种教育主张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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