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孔子的文化形象，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他的一个著名观点：“述而不作”。其实，这个命题的内涵并不象它字面上所呈现的那样简单，而且，在“述”与“作”的关系问题上，正可以分析出孔子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中关于对待文化遗产以及人的养成的很富启发性的思考。
“述而不作”，见于《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朱熹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窃比，尊之之辞，我，亲之之辞。老彭，商贤大夫。见大戴礼，盖信古而传述者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付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
既然后来被公认为“圣人”的孔子都以“述而不作”作为对待圣贤之言、对待古藉、对待前人思想成果和成法的基本态度，后代的儒家学者们自然也就主张对包括孔子言论在内的“圣人之言”持此态度，逐渐形成了“我注六经”式的思路框架与传承模式。上引朱熹的注释就是相当认真的，而且力求客观。他既肯定了孔子这种“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的严谨，又赞叹由其语气中所表露出来的谦逊心态，而这两者，他归之于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所以，尽管是“述”，其功劳是远远大于“作”的。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确显示了孔子对于传承与征引的重视。在《论语》中另一处，他还讲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这里，对于夏殷两代之礼，孔子自信有足够的了解，但杞宋两国作为夏殷之后，现存典籍和贤者都不足，不足以作两代之礼的印证。可见孔子很谨慎，不把自己相当有把握的理解用来代替实实在在的具体情况。
孔子生于一个“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的时代，作为一个立志对古代典籍进行整理的学者，他的态度是很严谨的。所谓“述而不作”，首先指的就是在这种礼仪成法、文献古籍、书面记载的层面上的审慎，只是作一种整理印证，因为他坚信这些是不可妄动的。（《庄子·天运篇》）中载有孔子的话：“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当然，在对这些古代典籍的整理中，孔子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但基本上是忠实于原有文献的内容与风格。
关于六艺的特点，《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阳阳，春秋以道名分。”《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淮南子·泰族》：“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讥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裁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春秋繁露·玉杯》：“诗忆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史记·滑稽列传》说：“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
孔子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他所用的教材还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在孔子以前本属“旧法世传之史”，也是周代贵族学校里学习的教材。孔子教学也利用这些教材：“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墨子·公孟》说：“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这里没有讲到《易》和《春秋》，大概孔子晚年才研究易，所以说：“五十以学易”（《述而》）司马迁也说：“孔子晚而喜易。”（《史记·孔子世家》）《春秋》也是孔子晚年的著作。他认为易和春秋是比较高深的学科，因此不用来做普通教材，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史记·孔子世家》）。
就六艺来说，关于《诗》，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颁之音。”（《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所谓孔子删诗之说，但历来有许多人怀疑，但孔子做过搜集、整理、校勘的工作是没有疑问的。《尚书》，据传孔子也搜访到三千多篇。（《尚书·璇玑钤》：“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这里面既有神话故事，也有不少重复，孔子加以编辑整理。司马迁说：“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礼》也是孔子教学的重要内容，他曾到杞国去访夏礼，只得到了一部讲历法的书，到宋国去访求殷礼，得到了一部殷代讲占卜的书。他也曾对夏、殷、周三代的礼做过一番比较研究，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他认为周礼吸取了夏、殷二代的经验和长处，是比较完备的，所以说：“吾从周。”孔子爱好音乐，也注意音乐教育。他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是否有过一部《乐经》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孔子审定整理乐是没有问题的。《十翼》并非孔子所作，而是战国时代儒家著作，但司马迁所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他晚年研究过易是肯定的。《春秋》本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但孔子对这部书做过加工，司马迁言：“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但没来得及搞成一个很详细的东西。可见，关于六艺有三种：一是古六艺，指孔子之前的六艺；二是孔子编辑整理的六艺；三是现在流传的六艺。古六艺的篇简和内容都很丰富，材料颇多，经过孔子编辑加工过的六艺，可能把许多传说和神怪故事的材料都删简了，所以比起古六艺来显得不那么庞杂繁乱。但现在流传的“五经”，经过秦火后残缺不全，只能说是保存了孔子时六艺的一部分。可见孔子对于古代文献下过一番搜访、编辑、整理、校勘的工夫，诗、书、礼、易、春秋几书由儒家代代相传，奉为经典，保存了我国春秋以前的重要文化遗产，这就使得孔子在历史文献学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章太炎在《检论·订孔上》上讲：“仲尼，良史也。”“追惟仲尼闻望之隆，则在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者，孔氏也。”“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办教育，开私人讲学的先声，修《春秋》，开私人修史的先例，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创造性的功绩。
另外，“述而不作”的对象还并不限于古籍文献所记载的知识材料、礼乐名物、古今事变这种历史的层面，在“道”这种哲学的层面，他同样有“述而不作”的人生态度。(www.xing528.com)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所有这些，强调的都是“学”，而“学”、“敏以求之”的根本目的，除了获取那些历史层面的具体知识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就道而正焉”。
孔子之所以强调要不懈、积极而又虔诚恭敬地从过去中学习，是因为在他心目中，“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着不会被打断的逻辑性、延续性、一贯性，每个人的成熟都必须自觉地与这个进程融合在一起，自发的东西只会形成缺憾。他曾郑重其事、语重心长地提醒子由，即使有对“仁、知、信、直、勇、刚”这些美德的爱好，如不用“学”来统领驾驭的话，也是会流于“愚、荡、贼、绞、乱、狂”这种种弊端的。（《阳货》）“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孔子之所以不自命为“作”者，并不在于他没有意识到创造的力量，也不在于谦虚，而在于他要有机地把自己、把社会与这个“道”的延续过程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更为根本意义上的“述而不作”，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儒家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一个基本性的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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