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看，与其说孔子是政治家，不如说他是关于人的学问的哲学家，关于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家。一部《论语》，即使多有政治方面的内容，实际上也是由此生发出去的。政要“仁政”，人要“仁者”，这么一个“仁”字，在金文甲骨中找不到，在春秋以前的古书中也找不到，“仁”字虽然也不是孔子的创造，但他特别强调了它，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突出了它，赋它以实际社会生活和人的实践的重大意义，则是事实。
“仁”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如此基础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但究竟什么是“仁”，却是不易透彻把握的。在《论语》中可以看到，弟子们弄不清楚，常来请教，而孔子的回答总是因人而异，但总体来讲，《论语》中所论述的“仁”，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就社会的治理来说，“仁”是一种德政；而就人本身的存在来说，“仁”则是一种作人的主体性。孔子更为强调的是“仁”作为人的人格修养和人的积极追求。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社会要治理好，首先要的是人的素质的提高。由内向外是儒学的一贯精神。“力行近乎仁，好学近乎知，知耻近乎勇。”用“力行”二字作仁字的注脚，才知道“仁能守之”一句话的本质在那里了。仁的伟大处是小可以为学，中可以交友，大可以治国，到处应用，都可以做到“微妙圆通，深不可测”的境界，而这境界是从实际事件中锻炼出来的。能力行当然是很难得的了，但力行还不过是“近于仁”，因为感情是发于血气心知，是一种本能的动。必须把这本能理知化了，是要下一番刻苦工夫的。这种克苦的功夫在孔子看来也很具体扎实，其方法就是由近及远，一步一步地推求。
孔子的确是很强调为“复礼”而必需的“克己”的，这种强调基于孔子本人的思想特征，或许还加上他本人那种由对于礼教的熟悉和尊重所养成的严肃方正的性格气质。在一个日趋开放活跃的社会里，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是过分了。他所讲的这几个“非礼勿……”，历来也是遭人诟病的。但它实际上只是一种强调，强调将自然的人转化为理性的人所必须下定的功夫，其入手就是从视、听、言、动上着眼。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对人的自然欲望和生理本能的某种遏制，但从根本上讲，孔子本人并不主张要因礼的缘故而将人的生机和活力，将人正常的情感和欲望扼杀掉。内心立定了，才可以向外求，克己是制服我们的感情，勿使泛滥，勿使冲动；复礼是恢复到一种根据理知制定出来的社会客观标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为了达到“仁”，人就要戕杀自己的天性，在这一点上，孔子的“克己复礼”决不等于后来人们所理解的程朱理学的那种“存天理灭人欲”。
孔子的仁学在根本上是与人性相通的，他认为“仁”的基础首先就是人的欲望和情感。孔子认为一个仁人首先必须老实诚恳有真实的情感。他说：“刚毅木讷近仁。”（《子路》）这种品质，他称为“直”。不“直”的人，油腔滑调，夸夸其谈，是不能成为仁人的，“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仁人是有真实情感欲望的、活生生的人。
孔子对于社会的期待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改善。他不怀疑人与人的关系能够通过道德而调整，也肯定社会上每个人都有责任，也都有可能对调整人己关系作出贡献，所以“孝弟”是“仁之本”，能近取譬是“仁之方”，只要能推己及人，由近到远，处处关怀人和同情人，则“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他虽然强调用人的理性来克服人的自然性，但这在根本上是依据对人有充分而全面的认识，有足够的信心，并不需要扭曲人性或戕杀人性，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反自然、反人性的基础上面。这是后世人往往容易对孔子产生误解之处。
一部《论语》，简直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格言集，每个读过它的人，都会对其中那大量简洁明快、内涵丰富、寓意深远、极富启发性的警句格言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或许属于最广为人知，在现实生活中也运用得最频繁最多的一句。《卫灵公》中记载：“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可以终身实行的话呢？’孔子的回答是：‘这就是恕吧！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不要把它强加于别人。’”在这个他最为关心、视得最为重要的“仁”的问题上，依他的意见，仁人之所以为仁人，并不在于他没有欲，而在于他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卫灵公》中记载了孔子的两条处世原则：一是“对自己多反省责备，对别人少省察责备，就可以远远地避开怨恨了。”一是“君子一切都求之于自己，小人一切都求之于别人。”他对“君子”与“小人”的一个区分就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君子要成全别人的好事，不要成全别人的坏事，这不仅是如何处理具体的某件事情，更是根本上的“成人之美”——扶助别人高尚人格的养成。
《里仁》里面讲，孔子对曾参说：“参呀，我的学说可以用一个基本的东西来贯穿。”曾子说：“是的。”孔子出去后，别的学生向他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曾参回答说：“先生的学说，也就是忠恕罢了。”恕，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此，孔子已经下了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在《论语》中没有关于“忠”的定义。如果将恕理解为消极的处世之道，那么忠则应是己所欲施于人的积极的处世之道。《礼记·中庸》中有一段：“子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都是推自己的爱憎以及于旁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
孔子的伟大、孔子的深刻、孔子的通达，人们在认真理解了孔子之后之所以感到他了不起而又可亲近，就在于他所显示出来的他自身的智慧与成熟、坚持信念而又世事洞明。甚至他的学生也从中学到了洞察世事人情的智慧。《微子》中记载，子贡有次发过这样的议论：“商纣王的坏，并不是象现在传说的这么厉害，主要是因为君子讨厌居于下流之地，一居下流，那么天下所有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了。”纣毕竟也是个人，传说中所说的那样酒池肉林、炮烙取心的荒淫残暴多半是民间典型化的产物。以孔门对暴政的那般反感，而能从某种社会心理学、大众心理学的层面来点出纣之不善未必如此之甚的事实真相，实在是由对世事和人心的透彻理解所致。
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显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深度来看，如何调整处理在一个人欲横流、人与人之间时时处处都可能会有各种利害冲突的社会里的人际关系，它实质是要求人的善良、人际关系的协调和谐。但并不是一般地讲空洞的礼让谦逊，也不是用社会习俗和法律来威慑，而是从人心最敏感、最易被打动之处入手，讲的是每个人不妨用自己对他人的期待来要求来反观自己，由此而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行为。《公冶长》里面讲，子贡对孔子说：“我不愿意别人凌驾于我之上，我也不想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孔子对此表示赞同，但认为不是子贡所能做到的；《宪问》中记载，有人对孔子说：“用恩惠来回报怨恨，怎么样？”孔子的回答是：“那拿什么来回报恩惠呢？还是拿公平正直来回报怨恨，用恩惠来回报恩惠吧！”一般地讲谦让难以奏效，社会风俗和法律也会留下漏洞，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然也不会解决所有的人际关系问题，但它却的确是一条很符合人的心理特征，很是独特也很实用的伦理原则。(www.xing528.com)
孔子以“仁”来要求人的那些议论都是建立在人性自然但必须进行加工的基础上的，提倡的是不扭曲人性但是要用理智来发展人性的正面力量。
《颜渊》：“司马牛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仁人说话常常是迟钝的。’司马牛不解，问：‘说话迟钝，这就叫仁吗？’孔子说：‘做起来不容易，说起话来能不迟钝吗？’”
《子路》：“樊迟问什么叫‘仁”。孔子说：‘平常个人独处时庄重严肃，处理事情时认真严肃，对待他人忠诚恳切，就是去夷狄之地，也不能丢弃这些。’”
《里仁》中记载孔子的话：“发财和做官，这是人人所向往的。但如果不是以应当富贵的途径而富贵，君子是不安于某种富贵的。贫困和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是因为本不应该贫贱的缘由而致贫贱，君子是不会去摆脱这种贫贱的。君子如果抛弃了仁，又怎么称得上君子呢？君子没有哪怕是一顿饭的工夫违反仁，匆忙急遽之时也与仁同在，颠沛流离时也与仁同在。”
《述而》中记载孔子的话：“目标在‘道’上，守据在‘德’上，依靠在‘仁’上，游娱在‘艺’上。”
《卫灵公》中记载孔子的话；“志士仁人，没有贪求生存来损害仁的，只有勇于牺牲来成就仁德的。”
《里仁》中记载孔子的话：“人能安居于仁道才是最美的，如果择身所居而不选择仁，这是算不得明智的。”“只有仁人才能真正喜爱这种人，厌恶某种人。”
……
“仁”与人的贪图享受的自然欲望相冲突，孔子是深知人性中这后一方面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这种感叹就说明了孔子对人性之复杂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强调要克己，要努力去进行这个由自然人向理性人的转化。在孔子看来，“仁”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几乎所有其他道德范畴，如忠、恕、智、勇、恭、宽、信、敏、惠、孝、弟、中庸等等，都可以作为“仁”的内容或实行方法，由此，“仁”是一种人格的最完满的境界。然而，“仁”作为人的主体性，它的升华完成并不是在书斋静室里修炼而成的，它的产生来自人的本性中正面力量的强化弘扬，而这又是与参与社会现实生活相融的。
一方面，仁可以体现于人人都能做得到的平凡的人伦日用之道。孔子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里仁》）而另一方面，则是投身于现实社会生活中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重大事业方能达到的境界。对于这么两个方面的仁，孔子都是欣赏的，而对于后一个方面，孔子尤其赞赏。在《论语》中可以看到，不轻易以“仁”许人的孔子，特别欣赏的是这么几位人物：伯夷、叔齐为了让国，逃出孤竹，孔子说他们是“求仁而得仁”（《述而》）；因纣残暴，殃民祸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赞扬他们“因有三仁焉”（《微子》）；“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孔子说“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肯定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由此而见，孔子所称许的仁人有数种，或是不贪富贵，甘愿让国，品操高尚的人物，或是反抗暴君，因而或自动放弃爵位，或被罚做奴隶，或被杀的人物，或对社会、人民作出大功的人物。这都显示了孔子本人的精神世界，都是从大处，从历史角度来为“仁”作出标定，所以这些人物也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景仰的对象。他们作为“仁”的楷模的提出，表明孔子在其中注入了现实生活的实质性内容，特别是社会人生中的那些份量最为沉重、对人的考验最为严峻的层面上。这就为儒家在后世的存在、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特质和作用，奠定了积极入世、投入社会斗争、以天下为己任的性格，与中国文化中的其他学派，如道、佛、禅等鲜明区别开来。在孔子以后，一个受了儒家教育的读书人，如果在现实社会中逃避人生、埋首书斋，对生活中的矛盾斗争不投入、不表明自己的态度，那么，他就自然地被视为已经从儒家的人格力量、人生信念中退出，或者是就转入了儒家人生态度的另一面，而这种“隐逸”的态度，历来认为并非儒家的典型特征，而是不得已的次要方面。
孔子和其弟子不以追求个人享受为目的，而能超脱个人的享受来追求“仁”的标准。孔子弟子不少是非常贫困的，但却保持有发奋图强的乐观精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本人也是“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他一生的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将“仁以为己任”。这无疑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在后世奠定了以讲究操守、磨砺品行而著名的好名声，历代那些真正的大儒、名儒，都保持和发扬了孔子所提倡的这种由“仁”生发而来的崇高深厚的人格修养，而那些为人虚伪、品行不端，空顶着一个“儒士”的读书人，他们无损于儒本身的名声，相反，受到的正是“伪儒”、“假道学”之类的揭露与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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