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从孔子的人格看为政以德

谈及孔子的政治思想，笔者的一个朋友争辩说，在现代人看来，以现代政治学的有效原则来看，孔子给历代中国人带来的误处就是：唯有伦理道德方面的评估才是国家政治清明的最根本的保证，是对腐败暴虐政治最有效的制约力量，比如对清官的歌颂对暴君的鞭挞。虽然历代的政治现实将这个善良愿望击得粉碎，但人们还是在由孔子所编织的这个伦理政治的理想国里沉醉不醒。孔子就是这个误区的“始作俑者”。

其实，对孔子的这种批评，看似相当尖锐、相当现代化，但在根本上却是误读了孔子。

在《公冶长》中，有孔子用“君子”一词来评论他所敬服的杰出政治家子产的一段话：“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从这里所说的君子之道，可以看出孔子心目中“君子”这个概念的人生含义、伦理含义要远远重于政治含义。

君子一词，古代本来是指统治阶级的贵族士大夫而言，不论在《尚书》、《诗经》等书中，没有例外。《论语》中的“君子”，有一大部分仍然沿用为上层人士的专称，如“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另有一部分是专指道德品质而言，如“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另一部分是兼具地位品德两义而说的，如这里所引“君子之道四”。在原始社会时，最初出现的领袖多是有相当品德的，因此地位与品德就是同一意义。到了阶级社会后，人们在习惯和权力支配下，仍然认为有地位权势的人，就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人。所以地位和品质仍然连在一起，道德成了贵族独占的东西。及至人们日益发现道德和地位权势不是一事，甚至是相反时，才有了把道德和地位分开的必要和要求。从有地位的君子变成有道德的君子，这中间有个过渡时代。先要对那个有地位的君子，给以道德上的要求和限制，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君子之道四”的意义。这个提法，反映出过渡的痕迹。孔子正是这一意义的创造人。这一意义的产生，标志着价值的重新估定，标志着平民阶级的士敢于公开指出有权势者和道德的分离，公开提出道德的标准和权势地位对抗，这在社会意识形态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突破。直到秦汉后，除了引述成语或典丽的古文中仍用原始的意义的君子外，在社会语言和一般人的意识中，就只有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了。

子路请教老师怎样才算是一个君子，孔子的答复是：“修身养性，敬奉自己的事业。”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身养性，使得自己这样的人安乐吧。”子路又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回答道：“那就修身养性让所有的百姓都安乐吧。这样的事，尧舜恐怕还没有完全做到呢！”（《宪问》）子贡也曾问到应如何对待民众，说：“如果有这样一个人，能广泛地对民众进行施予和救济，这怎么样？能不能算得上‘仁’呢？”孔子很是感概：“这哪里仅仅只是‘仁’的事情呢？那一定是圣德了！尧舜也许都难以做到的呀！”

孔子从事政治，根本上并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人生，为了他终生所寻求的一种和谐的人生境界。政治运作优劣成败，必须有人格力量的支撑，必须有超越政治本身的人生信念与人生态度，其实这才是孔子的“思虑焦灼”。不象现代，政治与人生是可以理所当然地分离的，在孔子的时代，政治与人生是结合得相当自然、相当紧密的，成功的政治与非凡的人生境界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融合。孔子对一些政治人物的景仰，比如对尧舜、对周公、以及子产的景仰，即是对他们政治成功、政治成熟的肯定，更是对他们做人品格、人生境界的敬服，是找到了这二者的融合之处。这也是他自己追求的目标。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孔子的回答是：“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问政，孔子回答说：“先之，劳之。”子路要他进一步解说，他加上的两个字是：“无倦。”子张也来问政，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这几处所强调的持之以恒，无倦尽忠，不是政治操作的步骤，而正是从事政治的人、从事好的政治的人所必须具备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信念。

许多人从政，是为了政治层面的成功，为了自己甚至都觉察不到的潜意识深处的政治虚荣心，达到了这个目的后，必然就会倦了，这种人政治上的成功，并不是他人生上的成功，而只是有限的成功。只有象孔子这样，将政治层面上的作为视同自己人生理想的一种实现，而不是反过来视人生为政治层面上的作为，才可能真正做到“忠”和“无倦”。所谓“无倦”，所谓“行之以忠”，不仅仅是忠于君，忠于民，根本上是忠于自己的人生信念。这样的从政态度，其基本性质必然是人生伦理意义上的。

《雍也》中有一段孔子与弟子子游的对话。子游做武城的地方长官，孔子问他在那儿是否“得人”，子游提出了一个名叫澹台灭明的人，说他“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就是身为一个官吏，他从不去走那些小路捷径，不是出于公事的话，他从不到上司子游的屋里去。对此，孔子无疑是会欣赏的（否则也就不会被《论语》记载下来了）。这并不是在欣赏此人做官的行为谨慎，而是领悟到一种对于从政者来说极为难能可贵的人生态度，一种以充实坦荡为基础的人生境界。

孔子到了子游治理下的武城，听到的是弹琴唱歌的声音。他极为高兴，就笑着同他开了个“杀鸡焉用牛刀”的玩笑。子游老实，连忙解释说：“这是我从老师您那学来的呀！您说过‘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也赶紧正色对随行的学生们说：“你们记住了，子游说的是对的。我前面不过是开了个玩笑。”孔子所欣赏的子游治理出来的这个局面，也正是一种超越了单纯政治治理层面的美好和谐的人生境界。

《尧曰》中记载了子张问政于孔子的话，孔子提出了“尊五美，屏四恶”。君子从政应该具备的五种美德是：“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应该避免的“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孔子所讲的是执政者如何妥贴地、恰到好处地处理与老百姓的关系，但体味一下，这里面的核心仍然是什么样的人品素质、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才可以去从政。

弘扬伦理道德正面价值，必然有助于政治的清明，有助于政治的现代化，虽然要实现政治的清明、要达到政治的现代化，不能光靠伦理道德一个因素，而要靠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许多因素的“合力”，最重要的可能是机制和法制的因素。要求二千多年前的专注于伦理领域的孔子认识到这一点，并为二千多年中国政治的历史进程点破这玄机，否则就目为以其对于伦理的过分强调而妨碍了政治的进步和政治机制的转变，这或许就是有点苛求古人了。

政治现实与人生态度发生了冲突，或是不具备这样的人生态度，或者是客观条件不允许你有这样的人生态度，孔子的选择，他所提倡的选择就是为了自己的人生信念而放弃政治。“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也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所有这些，都是显示了孔子在具有救世热情的同时，也对救世是否可行深有感慨，并因此而更为重视独守自己的精神自由的人生态度。

《先进》中记录的那段“四人侍坐”，在关于孔子的众多言行中，历为是为人所乐道，而且感人至深的。这除了此段记录本身的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外，更重要的是非常生活化、个性化地展现了孔子内心世界中这种最使人感到亲切，感到所谓“圣人”之“圣”的人生信念和人生态度。

子路、曾皙、冉求、公西华这四位学生陪着老师坐着。孔子说：“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龄大，你们就不便对我说真话了。你们平常总说没人了解你们，如果有人了解你们，那你们打算干点什么呢？”

性急的子路急忙回答说：“如果有一个千乘之国，夹在几个大国之中，外面有军队来侵犯，国内又连年灾荒，让我去治理的话，只要三年，就可以使那里人人都有勇气，个个都懂道义。”

孔子一笑。

“冉求，你怎么样？”孔子又问。(www.xing528.com)

“廓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家，我去治理，只要三年，可以使百姓衣食充足。至于礼乐教化，就只有等待贤人君子的到来了。”

孔子又问公西华的打算。他说，不说自己一定很有本事，只是愿意学习。祭祀之时，或诸侯相见时，披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司仪员就可以了。

“曾皙，你如何呀？”孔子最后问他。

正在弹瑟的曾皙已近尾声，他铿地一声将瑟放下，站起来答道：“我的志向与他们三位所说都不同呢。”

“那有什么关系？”孔子鼓励他说：“大家不过是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皙于是说了起来：“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已经穿在身上，约上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少年，到沂水河边去，洗洗脸呀洗洗手呀，在舞雩台上吹吹风呀，大家也一路唱着歌儿回来了。”

孔子长叹了一声，说：“我是要同曾皙一样的！”

“吾与点也”的感叹，道出的正是孔子内心深处所企盼的那种超脱一时一地的政治功利，在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在自己心灵的平静安宁中，寻找回真正的自我的人生境界。《论语》中记载了几次孔子与一些隐士的相遇，在是否应该积极入世的问题上，孔子并不赞同他们消极的态度；但他们所显示的那种清远高洁的人生趣味，对孔子却是有着很深的触动的。

《微子篇》中集中记载了三次：

楚国的狂士接舆边唱着歌，边走过孔子的车，他唱道：“凤鸟啊凤鸟，为什么德性如此衰颓？过去的就不必再说，未来的还可以赶得上。罢了吧罢了，现在从政的人是多么危险！”孔子连忙下车，想跟他搭话。他却飞快地避走了，孔子终于没能同他说话。

长沮、桀溺两位隐士在田里耕作，孔子一行从旁经过。他叫子路去问一问渡口在哪里。长沮和桀溺问清楚了他们的身份后，讽刺说孔子应该知道渡口在哪，桀溺还发了一段议论：滔滔的水流到处都是一样的，你们同谁去变更它呢？你跟从孔子这样到处逃避坏人的人，又怎么比得上跟从我们这样逃避整个社会的人呢？子路将这些话报告了孔子。孔子怅然地说：“人是不可以与鸟兽同群的，我不与天下的人在一起，又与谁在一起呢？如果天下合理的话，我孔丘也就不必同大家一起从事变革了。”

子路跟着孔子周游列国，有一次落到了后面。他碰到了一位用拐杖挑着除草用工具的老头。他问老头可曾看见了自己的先生，老头冷冷地说：“四肢不勤，五谷不分，谁知道哪个是你的先生？”子路只是拱手恭敬地站在一旁。老头便留子路到他家过夜，杀鸡做饭给子路吃，还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叫来见子路。第二天，子路赶上了孔子，把事情告诉了他。孔子说：“这人是个隐士。”叫子路返回去见他。子路去了他家，可他已经出门了。深知孔子思想的子路感谓道：“不做官是不合理的，长幼之间的礼节是废弃的，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是不能废弃不了的。本想洁身自好，但却把大的伦理关系搞坏了。君子走仕途，只是履行自己的义务罢了。我们的理想不能实现，这是我们早已知道了的啊！”

从上述三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对于隐士，孔子是很想与他们沟通交谈的。孔子历来不赞同他们的消极避世，在思想上与他们并无多少可谈之处，但在感情上、在心灵深处，孔子却很向往他们摒弃混浊世事的干扰而能够独守自己的精神自由，能够在一个自己营构的小小天地里实现自己的人生境界。风尘仆仆，不辞劳苦，周游列国，想以自己的见识和真诚来创造好的政治、好的社会的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得到的只是愚顸的拒绝、虚伪的周旋、别有用心的拉拢，再就是出自不理解或是理解的讽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多么希望能够摆脱掉这一切！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一行周游列国在陈绝粮时的心态，这正是一种对从事政治到底于世于人于己有无益处的反思心态：陈蔡大夫将孔子一行围在野外，走不了，跟随孔子的人都打不起精神来，唯有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很生气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吗？”孔子回答说；“君子有走到穷途的时候，但固守自己的信念；小人一到困穷之时，就会乱来了。”子路退出后，子贡又来见。孔子叫着他的名字说：“赐呀，《诗》中讲‘不是老虎也不是水牛，为什么要放到旷野里去’，我所推行的道到底是对是不对？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子贡安慰老师说；“夫子您的道至大无边，所以天下容不得夫子。您能不能稍稍修改一下以迁就社会呢？”孔子说：“赐呀，再好的农民不能不种田就弄来收获，好的工匠也不能不使手艺就造出来方便。君子能修其道，理出纲领，井井有序，但不能自损以适应社会。现在你不说进一步研修道理，而要求迁就社会。赐呀，你的志向不远大啊。”子贡退出后，颜回又来了。孔子又用《诗经》中的那两句诗来问他，颜回的回答是：“夫子您的道至大无边，所以天下容不得。但是这种道仍然要推行，天下容不得并不是它的毛病。正因为容不下，才见出真正的君子来。如果道不修，那是我们的耻辱；现在我们的道已经修成，而天下不能用，这是有国者的耻辱。容不下有什么？容不下正可以看出真正的君子来。”

这一段“在陈绝粮”在《论语·卫灵公》中也有记载，但要简略得多，并没有子贡和颜渊对孔子所讲的关于道与社会关系的不同道理。司马迁或许正是根据他对孔子人生的理解，对孔子心态的理解，对孔子心灵深处的总也抹不去的那丝关于政治与人生的不解与惶惑而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这么一个场面？

虽然孔子不能做到放弃这“天下莫能容”的政治，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哀叹，却正道出了这位圣者选择的两难。由孔子以后，“有道则出，无道则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成为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一代接一代的实行起来虽然艰难，但却始终令人心向往之的人生信念、人生态度、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