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虽然在后世被称为“夫子”，仿佛给人一种埋首古籍不问世事的感觉，但实际上这位老夫子却是颇有心于世事，有心于政治，毫不书呆子气的。曾经有人问过他：“您为什么不从政呢？”他的回答是：“《尚书》上面说得好呀：‘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将这影响于政治’，这也就是从政了，为什么只有做官才算是从政呢？”（《为政》）培养学生，宣传自己的思想，从风气的影响上来间接地干预政治，这的确是孔子对于政治的一种态度；而另一方面，他也颇有心于直接做官从政。
《论语·阳货篇》开首就是一个“孔子见阳货”的有趣故事：阳货是鲁季氏的家臣，但却把持着季氏的权柄，并企图进而把持鲁国国政。他在政治上很有野心，想利用孔子。他要孔子去拜见他，孔子自是不去。于是他便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当时的礼节是：大夫送士礼品，士必须到大夫家中拜受，而现在礼已经送到了家里，孔子就不得不去阳货家中拜谢了。孔子探听到阳货出门去了，便去他家拜谢，心想这是一个既不违礼而又不违心的办法。谁知，两人竟在路上碰到了。阳货对孔子说：“来，我有话对你说。”他说道：“藏着一身的本领，却听任国家迷路，这能算仁吗？”不等孔子回答，他自己接着说：“算不得的。想做官从政，却屡屡错过机会，这能算是聪明吗？”不等孔子答话，他又接着说：“不能。光阴流逝，岁月不等人啊！”孔子虽然不愿为阳货所用，但这几句本身并不错的话还是说到他心里去了，他回答说：“是呀，我是准备做官了！”《子罕》中记载，子贡也曾巧妙地探问过自己的老师：“如果有一块美玉放在这儿，是把它装在柜中藏起来呢？还是求一个高价卖出去呢？”这就触动了想从政而一直不得志的孔子的敏感之处，他连声说：“卖掉！卖掉！我就是在等识货的人呀！”
弟子冉有和子路在鲁国季氏那里做官，为了季氏出兵攻打颛臾的事，来找孔子商量。孔子认为他们没有尽到责任，引了古代一位著名史官周任“衡量了自己的能力再去担任职务，力不胜任时就要辞掉不干”的话批评他们，说“如果瞎子面临危险而不将他抱住，要摔倒了不去搀扶，那还要这个助手干什么？老虎犀牛从槛中逃了出来，龟壳美玉在匣子里毁坏了，那会是谁的责任呢？”从这番话中，我们也是可以一窥孔子本人在自己政治能力上的自信的。（《季氏》）
“美玉沽之”，对于政治，孔子是既有自己的一套理想和主张，又有过成功和不成功的实践。
“正名”，“名正而言顺，言顺而事成”，是孔子对于政治制度的基本观念。在先秦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名”、“实”的问题。孔子“正名”的主张，是这个问题的开端。孔子的“正名”并不是认识论的问题，也不是逻辑的问题，而是一个极为现实和紧迫的社会问题。“君君臣臣”，孔子的办法是用“名”来校正“实”，用社会上各色人等所处的不同的地位名分来规定他们应有的作为，是“君”，就该享有“君”的地位和权力；是“臣”，就应遵守“臣”的名分和义务，他认为“名”一定要搞清楚，以“名”来责“实”，是这个名分才能享用它的“实”，（主要是“礼”）；无这个名分的就不能享用那种“实”，无“名”而抢用其“实”，就是“谮越”。
孔子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很不以为然的，因为当时“谮越”的事太多，已经成为一种令人徒呼奈何的时代潮流。孔子处在一个宗法社会动荡瓦解的时代，等级名分日趋混乱，所谓“子弑其父，臣弑其君”的现象所在多有；同时诸侯间的兼并与征伐也极频繁。孔子不了解这是社会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希望这渐次崩溃的社会秩序能够稳定下来，他所理想的政治状态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也。”（《季氏》）“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只有这样，才能恢复和保持社会的整饬和稳定。
这种观念在当时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就连那些想借重孔子的国君也觉得过于阔远了，因此孔子很怀念一切都还有序的西周，希望社会和政治能恢复到西周时的样子，认为那是唯一合理的制度，所以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他本人在政治上也有抱负：“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
这就是后人所诟病的孔子所倡始的儒家法先王的复古学说。对此，我们应该分析一下孔子的真正用意和其中的具体内容。儒家所称道的先王主要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尧舜禹都是原始社会中有功于人类、杰出的领导者。先秦古籍所记载的他们的形象，是传说中的、经过后人依照自己理想一次一次地加以美化的、又经过东周思想家为了托古改制再加工过的形象，大部分是夸饰，不是历史真实。汤和文、武、周公是推翻暴君，革除暴政，减轻人民灾难，开基创业的贤明统治者，也同样经过这样的改造，尽管夸饰的部分比尧舜禹要少一些。所以儒家学说里的先王都多少有传说的成分、理想化的成分和悬一个标准的用意，成为一种政治学和伦理学意义上的典型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法先王，真正复古的意味不浓，更不可简单目为保守。法先王的学说已经成为社会现实的一种对比批评，成为改进当代社会不合理现实的一种手段。
其实，对于西周的政治，孔子思想中并不是要全盘照搬。“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孔子决非头脑冬烘的书呆子。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成不变的主张，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反对，只要怎样合理恰当就怎样去做。这是他思想中与坚持古代礼法并存的另一方面。比如，在用人的问题上，周礼是讲究举亲故的。《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皆举亲也。”《荀子·儒效》：“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这是按“亲亲”关系进行的分封。在西周的奴隶制社会里，只有世家贵族才能做官，任用官吏的范围是“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左传·宣公十二年》）。这叫“举亲故”，是周礼的原则。但孔子则主张“举贤才”，“举直错诸枉”，“见贤思齐”，“学而优则仕”（《子张》）。柳下惠是贤者，臧文仲不用他，孔子批评他是“窃位者”（《卫灵公》）。可见，基于他“仁”的核心思想，举贤才而非举亲故就成为他的政治思想之一。
孔子三十岁时，正是政治家郑子产病死的一年。孔子对于当时的著名人物，都曾有过不同程度地批评和赞许，而对于这位政治家、外交家子产，则特别尊重，只有赞许而无贬抑，并且怀着深深的感情，表示景慕和追念。当他听到子产死讯时，悲痛地为之出涕。子产执政时期，实行过一些政治改革，包括对田制的整理，对泰侈贵族的裁抑，以及整理财赋（作丘赋），公布法律（铸刑书）等项。可以说近似于后来的法家的先驱；然而，他更尊重民意，实行惠政，在基本政治思想和法家有根本的不同。正是这种政治倾向，把他和孔子的思想感情联系起来，成为孔子最为之倾倒的人物。
在政治上，孔子所要求的是“仁政”。他主张：“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后孟轲发展为“仁政”的学说，所谓“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古往今来，政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老百姓。这是划分一切好的政治与暴政的最简单明了而又最有说服力的标准。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孔子的态度是毫不含糊的。他主张养民，赞扬子产“其养民也惠”（《公冶长》），又主张利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又主张富民，教民。他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看到这个地方人烟稠密，孔子表示赞叹：“人可真不少呀！”冉有趁机问道：“人口已经多起来了，又该再做些什么呢？”“让他们富裕起来吧，”孔子回答说。“如何已经富裕起来了，那又该再做点什么呢？”“那就是教育他们了。”（《子路》）
孔子拥护阶级统治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极为反对统治阶级对人民过分剥削和压迫。受过中学教育的中国人或许都还记得语文教材中曾经描绘过的这么一幅图景：二千多年前，一辆破旧的车子载着一位面色严峻的老人路过山东的泰山脚下，驾车的是他的年轻学生。他们看见一个妇人坐在一座新坟前哀哀哭着，这位老人伏在车栏上听了一会，就让自己的学生去打听一下，为什么她如此悲切。学生走到妇人跟前问道：“您这种哭法，似乎是有着接二连三的苦难呀！”“是的，”妇人回答说：“这山上有老虎，从前我的舅舅死于老虎，后来我的丈夫又死在虎的爪下，现在我的儿子也被老虎咬死了！”这位老人听见后，感到奇怪地问道：“那你为什么还不离开这个地方呢？”妇人叹了一口气，说：“这个地方的官吏统治不苛刻呀！”老人深有感触地点点头，对自己的学生说：“你要记住了：苛刻的统治比老虎还要凶猛！”
《礼记·檀弓下》中记载的这个著名的“苛政猛于虎”的故事，鲜活地描绘出孔子以天下为己任，对一个陌生路人的悲伤是那样发自内心地关注，而更把社会整体政治的好坏时时萦系在心。这样的胸襟、这样的精神世界，是使千百年以来的后世人们肃然起敬的。
对于这类猛于虎的苛政，《论语》中不乏孔子那愤慨跃然纸上的抨击。
学生冉求做了鲁国权臣季氏的邑宰，季氏已经富得可以了，可冉求还要替他聚敛民财，这引起孔子强烈愤怒，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这个冉求已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击鼓助阵，声讨他去吧！”（《先进》）
季康子认为鲁国国内盗贼太多，偷去了许多财物，来找孔子请教一个办法。孔子在心里是很蔑视这些只知道搜括民财而不管百姓死活的统治者，冷冷地回答是：“假如你自己不贪求财货，就是奖励他们偷抢，他们也不会干的。”（《颜渊》）
春秋时鲁国季孙氏为了增加收入，打算实行一种“田赋”，叫冉求去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对冉求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左传·哀公十一年》）季孙氏违反了先王之法，周公之典，所以孔子反对他增加田赋；但另一方面，或许是更为根本的则是先王之法，周公之典剥削百姓不是那样残酷，花样百出，孔子究竟是为了先王之法典而反对田赋，还是基于养民，安民的政治理想而反对田赋，这是不可不辩的。(www.xing528.com)
除了赋税剥削外，当时的徭役剥削也很严酷，老百姓不分季节时令，要频繁地为统治者服各种劳役。对此，孔子也是相当反感的。他提出“使民以时”（《学而》），按照农忙农闲的时节不同来让人们服劳役；甚至将此表述为“使民如承大祭”，也就是说要像举办最为隆重的祭祀祖先的仪式那样，极为谨慎地对待让民众服役这种事情。这在最为讲究“礼”的一丝不苛、郑重其事的孔子来说，真是强调到家了！
对于过分残酷的刑罚压迫，主张仁政的孔子自然也是极为反感的。
还是那位季康子，有一次问孔子应该如何治理国家，他提出自己的想法是杀掉“无道”的坏人，让人们靠拢“有道”的好人。孔子颇不以为然，说：“您搞政治，用得着一定要杀吗？只要您真想把国家搞好，百姓自然会学好的。在上位的人，他的德行就好比风，下面的小老百姓就好比草，风朝哪个方向吹，草就跟着往哪边倒。”（《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听着这些洋溢着坦诚与正直、斩钉截铁般的话，我们仿佛正面对着一位朝着统治者大声疾呼，要求他们拿出自身好的表率，才有资格去治理国家、管理民众。
孔子懂得“贫而无怨难”的道理（《季氏》），当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时，要他们对时政没有意见，安分守己，是办不到的。他讲过，刑罚若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子路》）所以，靠滥施刑罚来镇压天下是愚蠢的，也是行不通的。
“子产不毁乡校”的事，也是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它是中国早期政治中的美谈，流传千百年而仍旧脍炙人口，仍然有着它的现代启示意味。鲁襄公二十九年，郑国有过国人游于乡校，议论执政的事。当时有人建议要毁掉乡校，严格禁止民众对执政的议论。子产不接受这个建议，而欢迎批评。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子产不毁乡校这件事发生时，孔子不过十岁左右，他的评论当然是事后听说的，而且当时有人议论子产不仁。孔子根据他的仁说，反驳了对子产的批评，说明他是赞成人民可以议论执政的。
《尸子》一书的《处道》和《君治》两篇分别记述了孔子对于君民关系看法的两个不同方面。《处道》中记载：“孔子曰：‘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则水方，盂圆则水圆。上何好，而民不从。’”执政者必须用自己的以身作则来治理国家、影响百姓，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一个方面。所以他对统治者的素质、人品、精神境界有极高的要求。而《君治》中的记载则显示了他思考的另一个方面：“孔子曰：‘商！汝知君之为君乎？’子夏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这种思考更表现了孔子思想中以民为本的核心：百姓为水，君王为鱼，鱼在水中游，靠水来养活。鱼没有了水，则必死，水中没有了鱼，水还是水。《尸子》中这则材料不太为人们所熟悉，人们更为熟悉的是唐太宗时期名臣魏征的另一个类似的比拟：百姓为水，君王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孔子所肯定的子夏的这个比喻，虽不似魏征的那样警辟有力，但质朴之中同样具有深厚扎实的哲理意味。
孔子提出了自己治理国家的原则是：“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
孔子主张用礼教来教育人民：“用政治来领导人民，用刑罚来整顿他们，民众可以免于罪过，但不会有羞耻的意识；如果用道德来统治人民，用礼教来整顿他们，民众便不但会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为政》）
在这些话里，虽然也显出了孔子对实际政务的某种理想化心态，但他对于国计民生的萦念，对于普通民众忧苦的关怀却是发自内心，极为诚挚的。
孔子虽然不能算是一个很实际，很能干的政治家，在这一点上他与韩非子这样的法家相比，的确显得迂阔。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原则，尤其是他从事政治的人生信念比起法家来，无疑更富于人性。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其政治哲学是民本主义，因而以保民、安民为理想，其理论基础就是“仁”学，而韩非子的全部理论就是怎样巩固人君的权利和地位，其理论基础是“权”字和“术”字，津津乐道的“法”、“术”、“势”，都是巩固绝对君权的手法。不但人民百姓要用严刑酷法来治理，而且对大臣、后妃、侍从、兄弟等所有能和君王发生接触的人都要作为对手来防备。这是赤裸裸的专制主义。这样的政治家、这样的政治理论比起孔子以“仁”为本的政治原则、政治信念来显出的只是短见和短命，中外历史上一切残暴的君王，其结局都证明了这一点。孔子的政治学说当然不是较为成熟的现代政治学说，但就中国历史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地看，无疑是较好的，较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政治理想。
在春秋时期，各国统治者一般来说，都贪婪残酷，政是暴政，君是暴君，孔子提出这些，有着它的时代针对性，而对后世一代接一代的统治者，也是很有威慑力的指导与针砭。一部充满了这些大义凛然、令人悚然肃然的议论的《论语》，成为几千年中国民众颇为熟悉的政治伦理经典，成为从蒙童到走入官场政治的知识分子的必读书，那些掷地有声的话成为世人皆知的名言警句，就使得大小一切官吏在鱼肉人民、作威作福时必然有所顾忌，虽然这并不能阻止他作恶，但却能使他不能以做恶为荣；而那些凭着良心为治下的百姓做点好事的官员，必然由此而感到来自一位伟大圣人的精神支援，感到“吾道不孤”，感到自己从事政治的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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