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公元前479年（周敬王41年，鲁哀公16年），72岁的孔子已是垂垂老矣。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已经是这把年纪，加上多年来周游列国的奔波劳累，诸事多不如意，世人不理解自己的烦恼，都在损害着他的健康。此外，儿子伯鱼的死，尤其是几个自己最有感情的弟子如颜回，子路都在这几年内相继死去，也令他深深感到了人生的无常。

颜回比他小38岁，出身贫寒，是那样的聪颖而好学，更兼有不慕富贵、不趋名利的淡泊的人生志趣，他对待孔子如同侍事父亲一样，而且能够在“无违”中与自己的老师达到深层次的契合与沟通。他是诸弟子中最得孔子赏识的。可惜的是天不假年，他体质很弱，29岁头发就全白了，在孔子70岁那年，年仅32岁的他就早死了。孔子还记得，周敬王23年，自己55岁，正率弟子周游列国，在从卫国到陈国去时，在匡地被人误认为是阳虎而被围困。解围出来时，颜回留在最后，孔子见到他时惊叹道：“我以为你已经死了！”颜回的回答是：“您还活着，我哪里就敢死呢？”可如今毕竟还是死在他的前面了。颜回死后，孔子极为悲痛，哀呼：“噫！天丧予！天丧予！”他哭得是那样的悲恸，别人说，“您哭得太悲切了吧！”他反问道：“是吗？可是，不为这样的人而悲，为什么样的人悲呢？”（《先进》，括弧内均为《论语》中篇章，下同。）

比孔子小9岁的子路，一直在卫国从政，是孔子门下从政的几位弟子子贡、子路、冉求、公西华等人中与他感情最亲密的一个。他的性格是尚勇率直，信义重诺，很有一种直面人生的气概。孔子也很喜欢他，曾说过，如果自己的道在列国行不通的话，就“乘桴浮于海”，追随他的大概也就是勇敢的子路了。子路听后很是高兴。（《公冶长》）孔子也曾担心过，由于他这种刚强不让之气，或许会不得善终天年。（《先进》）果然，就在一年前，卫国发生政变，子路被杀。“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礼记·檀弓上》）犹如视同亲子。

两年前，也就是孔子70岁时，他开始作《春秋》，起因据说是这一年的春狩获麟。《公羊传》记载：“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哀公十四年，狩大野。……获麟，……乃因史记，作《春秋》。”他是预感到了自己人生理想在有生之年是难以实现了，因此将任何不祥之兆都与之联系起来。意在用历史来警示后人的《春秋》只写出了个纲要的模样，在弟子们的悲哀中，72岁的孔子死于那一年的夏四月。

据说，他死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殁。”（《礼记·檀弓上》）

人生七十古来稀，两千多年前，一位老人能活到72岁，无论如何也算是高寿了。然而，孔子的逝去，在当时就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情感空白与悲哀。《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懿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孟子》记载，孔子死后，弟子们心丧三年期满，“门人治任将归，人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可是子贡却又再回去，“筑室于墙，独居三年，然后归。”子贡是孔门弟子中才气横溢者，在从政方面颇有作为，据说他曾有“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之功。鲁国大夫叔孙武叔曾在朝廷中对大夫们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听说后的反映是：“就拿围墙来做比喻吧！我这堵墙只有肩膀那么高，因此容易看到里面的房屋美好；而先生的墙有好几丈高，如果不能得其门而入，就不可能见到里面那宗庙一样的雄伟壮美，百官皆备一般的各种功能的丰富齐备。能够找到先生这大门的人很少，所以叔孙武叔的话是很自然的。”这位叔孙武叔诋毁孔子，子贡说：“不要这么做吧！仲尼是不可诋毁的。别人的贤良，好比丘陵，还是可以超越的，而仲尼之贤，如同日月，是无法逾越的。一个人虽要自绝于日月，但对日月又有什么损伤呢？只是表现了他的不自量而已。”（《子张》）颜回活着时，对孔子也有过这般“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的感慨，他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新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子罕》）(www.xing528.com)

孟子说过：“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从孔子的弟子，孔子的同时代人开始，对于孔子的赞叹，就不是一般的功迹事绩层面上的，而是对他的人生境界与人格精神有感而发。人们感到语言不够用，天地日月都被用来表现孔子人格精神崇高美好的无限性。《中庸》中讲：“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类似这样的赞美，在孔子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不绝于耳。这里面有时可能是盲目的随声附和或是别有用心的统治权术，但更多的时候则是深切理解后的由衷之言，是身同感受后的内心呼应，是对由孔子的人格精神所昭示出来的中华民族及至整个人类的善良、正直、达观、有为不懈、奋发向上、理性精神等等美德的心灵深处的真挚认同！

台湾学者唐君毅在《孔子与人格世界》一文中表述过这样一种见解，他认为一般人所崇拜的人格有六种类型：一是纯粹之学者，纯粹之事业家型，如康德、苏格拉底等；二是天才型，此指文学艺术哲学上之天才，如贝多芬、莎士比亚、歌德、李白等；三是英雄型，此可谓一种在政治上军事上创业之天才，如刘邦、唐太宗、亚历山大、拿破仑等；四是豪杰型，屈原、墨子、玄奘、鲁仲连、荆轲、马丁路德等；五是偏至的贤圣型，如穆罕墨德、耶稣、释迦、甘地、武训等；六是圆满的贤圣型，这就是孔子及孔子教化下的圣贤。他认为：“孔子之真诚恻怛，一面是如天之高明而涵盖一切之超越精神，一面是如地之博厚而承认一切之持载精神……孔子之大，大在高明与博厚。释迦、耶稣之教，总只向高明处去，故人只觉其神圣尊严。孔子之大，则大在极高明、而归博厚，以持载一切，肯定一切，承认一切。所以孔子教化各类型的人，亦佩服尊崇各类型之人格。他不仅佩服与他相近的人，而且佩服与他的精神相反的人。……‘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人皆知其尊矣。人孰知地之厚德载物，似至卑而实至尊，即天德之最高表现者乎？孰知孔子之至平常而不见颜色，不见精彩，乃上苍之精光毕露之所在乎。”（载《近四十年来孔子研究论文选编》，齐鲁书社1987年7月第一版）

孔子曾经感叹于要具备做人的自信是不容易的。《论语》的第一篇《学而》中就讲：“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他心目中君子美德之一，也是他处在一个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难以为世人理解的时代环境中，用以支撑自己的一根心理支柱。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这种社会性不仅体现于物质生活层面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更体现于精神领域内每个人都需要的别人与他的沟通，对他的理解，对他的存在的承认，需要来自社会的精神上的呼应。没有这些，人该是感到很寂寞的吧？寂寞者需要坚强的神经，需要充分的自信。孔子将别人不了解、不理解自己，但不以为意作为君子应具备的素质，但同时又将对自己所学知识的一再温习和有志同道合者从远方来看望作为人生的两大乐事，我们在敬佩他的坦然达观之时，似也是可以品出他深层意识中一丝苦涩的不自觉的流露。

平心而论，就孔子思想发挥的影响而言，中华民族的一部历史还是对得起这位生前不甚得意的哲人的。或褒或贬，或正或误，或罪或知，他身后决不寂寞。今天，历史走过了千百年激荡坎坷的道路，这位中华民族的圣者，东方文化的圣者，却越来越赢得他的祖国、他的人民、乃至整个人类的理解、尊重和认同，那部形神兼备地展示了他的人生态度、人格力量和人生见解的《论语》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不仅仅是“东方的圣经”，而且是全人类的良知与理性的结晶。

一般地议论所谓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或是儒学复兴的世纪，笔者并不赞同，因为全人类的社会进步需要的是世界各民族各种文明共同起作用的一种“合力”；但孔子却无疑是中国文化的骄傲，是中华民族充实，激活，发展自身生命力的源泉之一，是这个民族可以充满自信和自豪地贡献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属于全人类的精神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