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水务系统管理：排污收费、许可证和排污权关系

《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五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排污费和超标准排污费必须用于污染的防治，不得挪作他用”。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以下简称排污者），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交纳排污费。排污者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交纳污水处理费的，不再交纳排污费。”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根据污染治理产业化发展的需要，污染防治的要求和经济、技术条件以及排污者的承受能力，制定国家排污费征收标准。”

《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根据总量控制实施方案，审核本行政区域内向该水体排污的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量，对不超过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发给排污许可证；对超过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限期治理，限期治理期间，发给临时排污许可证。”

从上述法律法规确定的排污费征收对象、征收目的、征收标准的制定和使用来看，主要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运用价值规律的理论和体现经济利益的运行机制，促进排污者加强生产经营管理和污染治理。同样，排污许可证仅是对合法排污的确认，这样就将排污者与保护环境的关系，用缴费和许可证的形式分开了，参与运作的是环境管理者——政府，事实上成了排污者缴费，政府负责治理环境，环境治理的责任落在了监管者的身上，淡化了排污与治污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只要污染者缴了费，承担了责任，他就会去追究收费者的责任，监督收费者用好这笔钱。负费者与收费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经济关系，运行效率才会提高，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产业化的进程。”这种想法只能是理想主义者的想法，治污实施产业化，让排污者付了费就能实现监督治污，就能达到治污，让政府减少监管治污，不要说是有替政府免责之嫌，让政府减轻监管之责，在目前和今后一定时期还难以建立起绝大多数用水户参与，乃至社会性的监督排污机制，靠道德约束排污者很难达到自觉治污、少排污，以及去监督治污都是难以办到的，排污者怎么能监督收费者治理污染呢? 排污者有如此觉悟还会排那么多污水，排污者若有如此权力，排污者与治污者串通怎么办? 所以，让排污者通过缴费就与治污脱节不行，让政府直接治污而离开监管地位也不行，让排污者缴费后承担监管治污责任更不行。(www.xing528.com)

这里应摆正排污者、收费者、治污者及监管者的关系和位置。首先排污者必须缴费。收费者应是环境资源的产权所有者代表，即管理者政府。治污者是拿钱干活的。排污治污的监管者也只能是政府。广泛意义的人民（包括排污缴费者）是最终的监督者，他们只根据环境具体情况监督政府履行职责的情况，这样形成排污者缴费、治污者经营治污、政府对排污收钱，治污花钱，并监管排污治污，人民成为最终意义的监管者。从而将污染治理引入产业化道路，实现产业化经营；将环境管理纳入政府资源管理范围；排污行为作为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是使用国民财富，应当付费。付费不仅是治污需要，而且是对使用国民环境资源的补偿。若排污行为是自然环境和人工治污能力可以承受的，排污行为经法定程序许可和付费就取得排污权。

引入排污权管理，对于排污区域、单位和个人就明确了排污权利和责任，将排污种类和数量、排污地点和时间与水环境纳污能力直接联系起来，使排污者通过对生产和经营的管理获得剩余排污权；同样，一个区域、一个城市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治污能力的提高、环保管理的加强，也可获得剩余排污权。这些排污权反映的是可贵的水环境资源潜力，可用于支撑和保障更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

在排污权的管理上，明确其所使用者拥有一定时期内占有、使用、交易的权力，以及相应的收益权利，他们会如经营财产一样经营排污权，利用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同时，利用自己的能力维护和创造剩余排污权，若条件允许，尤其是价格合适，他们会愿意将其投入水务市场进行交易，为其他因建设和发展需增加使用排污的单位和个人所利用，并获得相应的收益。排污权的市场交易让有能力治污者出力治污并获利，激活治污积极性，治污能力低的会花更多的钱排污，以保障生产，从而达到利用排污权的限制和激励作用，实现排污总量控制目标。也克服了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收费、超标排污加倍收费，而少排污或不排污无利的刺激较弱的被动管理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