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民国时期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管理，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钟摆”现象，体现在关于大学课程设置权的三次变更。1913年1月12日颁布的《大学规程》中，明确规定了学科各学系各专业应该开设哪些课程。因此，大学没有开设课程的自主权，其课程必须参照《大学规程》的规定来开设。应该说，此时课程管理的主要权力在国家或者说在教育部。1924年2月23日，《国立大学校条例》颁布，《大学规程》宣告废止。《国立大学校条例》将课程设置的权力下放到学校，“国立大学校各科各学系及大学院各设教授会，规划课程及其进行事宜。各以本科本学系及大学院之正教授、教授组织之。各科系规划课程时讲师并应列席”[16]。可见，这时的课程管理权力在各个大学。1938年，教育部颁布文理法三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对文理法三学院学生共同必修科目进行规定，意味着课程管理权力重新收回到国家。其后，其他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也陆续公布。
民国时期课程管理权力的“钟摆”现象，应该说是符合事物发展和人的认识规律的，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无谓的重复。事物的“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一种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之否定）”[17]。马克思认为，辩证的否定是扬弃，是“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18]。因此，民国时期的每次课程管理权力的变更，被改变和重复的是形式，每一形式中对事物本身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却被继承了下来。民国初年，以国家法令规定各科具体课程设置，其目的在于以法令的形式推动我国大学课程的近代化进程。1924年之后，大学课程设置权下放各大学，是基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赋予各大学根据自身实际开设课程的便利。1938年，社会发展情况已不同于十几年前，长期的大学课程自由化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因此，才将大学课程统一规划。(www.xing528.com)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课程管理权力变迁中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课程管理权的集中，便于统一标准和规范管理。但往往不能照顾到大学自身的特殊需要以及学生的具体情况。这是我们在课程管理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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