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课程的主要实施者，“教师在课堂内容方面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高度的自主性，他们对文件课程的取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9]，教师的支持被认为是“决定课程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10]。在通识教育课程的实施中，教师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学识渊博的教师本身就是一种通识课程；其二是教师的人格、品性通过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学生；其三是教师的讲授艺术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体验。
考察我国教育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优质的师资在推动教育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远古时期，氏族部落的教师多由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老者充当，在教育与人类生产劳动还未分离的时期，氏族部落的老者往往掌握着丰富的社会生产经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优秀教师。西周之后的漫长封建社会里，随着官学和私学的进一步发展，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人群进一步丰富，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未及第的秀才，这些人数年寒窗苦读，虽然没有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但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第二类是一些告老还乡的官吏，这类群体不管是文化水平还是社会经验都堪为人师；第三类是一些创办私学的学者，这些人多是饱学之士，知识渊博。[11]可见，在课程实施中，学识渊博的优质师资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教师在课程实施中的重要作用，在民国时期，就已被当时的教育家们意识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其著名的《大学一解》中阐述道：“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学校就是一片大的湖泊，师生是畅游其中的鱼儿。在这一过程中，老师是导游者，在前面带领引导学生，学生则是从游者，像小鱼一样尾随大鱼。在大学里，导师传授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因此，教师应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用自己高尚的品行与操守引领学生、感染学生，学生追随导师身畔，耳濡目染，其知识、品行也会不断提升，从而以导师为榜样，奋力拼搏在更广阔的水面上。这样，不但教师的学问可以薪火相传，教师高尚的品德和情操也可以在无形中濡化为学生的修养。可见教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www.xing528.com)
教师在通识教育课程实施中的影响还突出地体现在其讲授水平上，即教师的讲授艺术。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不同，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往往更多的依靠教师的课堂讲授来进行。这一方面是由课程本身的整合性、通识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因为面对的学生群体差异较大；此外，当前大学的课程现状，也使得通识教育课程所占课时少之又少。课堂讲授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活动，它是教师和学生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的思维过程。[12]教师在讲授过程中，依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有目的、有计划地以积极的情感去教育、影响和激励学生，使学生在思想上或感情上被感染而产生与教师、教学内容、学生之间的情感和心理上的共鸣。通过师生之间这种情感的共鸣，在潜移默化中以情感加深学生的认知、促进学生的知行转化。因此，教师在课堂讲授过程中，首先要将课程内容讲“精”、讲“透”、讲“厚”、讲“实”。所谓“精”，就是要求教师在课堂讲授中，要讲精要、精确、精准、精彩。课堂讲授之“透”，就是要求教师对重要知识点要讲得透彻，讲得清楚。要讲清楚这个知识点或问题的来龙去脉，不仅要让学生知其然，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知其所以然。教师要讲得“厚”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两层意思。其一，教师对于某个知识点要讲得有一定的宽度。这样不仅能满足部分学生“吃不饱”的情况，而且有助于开拓学生的视野，启迪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其二，教师的课堂讲授单纯地停留在讲“知”的层面是不行的，“情”和“意”的方面也不能忽视。教师的课堂讲授，不仅是在向学生传递知识，还承担着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的艰巨任务。教师要做到讲得“实”，需要把握以下三个关键词：实在、实用、实践。[13]其次要善于与学生进行对话。对话是一种主体间性，是主体与主体之间达成默契，形成“意义溪流”的黏合剂；对话是平等主体共同交流以构建和改造共生共存世界的活动。[14]课堂教学中的对话是紧扣师生生命发展目标，以对话精神为指导，在师生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实现精神相遇的活动过程。课堂中，若没有对话，学生所学到的知识势必会是一种狭隘的知识。课堂讲授中，师生正是在这样持续的自我反思中悄无声息地建构着自我，使自我不断走向完善、走向深刻。[15]
当今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其课程整合程度远远胜过民国时期，通识教育所包含的知识面非常广。因此，通识教育课程的实施对教师的要求实质上更高。教师在学识修养上如果不能达到一定的水准，很难上好通识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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