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时期大学通识教育的历次变革来看，“人的发展”是其永恒不变的主题。也就是说，不管通识教育怎么变革，它的核心问题都是在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1912年，《大学令》中将大学人才的培养标准定义为“硕学闳材”。正如当时史学系课程指导书中所言，史学系之课程，“就史学应有之常识，务求设备完全。至于得此常识以后，欲专研究人类全史，以成所谓世界史或普通史；或专研究一国史……或专研究学术史，则任各生之志愿。此则大学院或研究所之责任，而非本系四年内所能谋及”[23]。这段表述鲜明地反映了当时史学系广大教师的通识教育思想。
1938年颁布的《各级教育设施之目标及施教之对象》中指出“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专才的教育”[24]。从当时文、理两学院的通识课程设置来看，所涉知识面非常广，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涉猎。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各大学都必须开设伦理学一科，足见对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视。因此，从课程设置来看，通识教育不仅注重学生宽广的基础知识的学习与涉猎，也重视学生道德品格的养成。(www.xing528.com)
从学生的发展来看，不论选择哪一领域和何种职业，其发展必须要有一些共同的必要的基础之储备，这是通识教育要解决的问题。“轻于基本而重于专门，先于专门而后于基本，则学生先已乱其门径，研究学术，安得有济。”[25]“因学科日益完备，咸从学科本身尽量发展，学校地位愈高，愈去实际整个生活日远；专就一种学科言，诚然于文化上有相当贡献，从学者本身方面观察，不免有所学非所用之失……因教课惟以灌输智识为主，就学业言，不能必其确实领会；就全体生活言，教学不能给予以若何影响，所以学生受教愈深，戕贼其活动力愈甚，而学校中所谓最好学生，往往不能为社会最有用之人才”[26]。因此，大学教育不能“只是在造专家，它的毛病又往往是太闭塞”，也不能“是在造成通达的人，它的流弊常常是太空泛”[27]。大学要培养“不空泛的通人，不闭塞的专家”。所以通识教育的变革，其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发展，在于培养健全的人。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一方面每一系每一年级都有各系基本的特殊的科目，另一方面每一年级都有机会选修相关的课目，而且在一二年级时设有多少公共的课目”[28]。可见，通识教育的改革，意在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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