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认为，“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19]。
梅贻琦通识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集中体现在“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这个重要的观点上。他认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20]。
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的重心应该在通而不是专。“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21]因为，通是为了整个人生，专是为了某种事业。事业仅是人生的一部分，是为了辅助和推进人生的发展，“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也”[22]。因此，大学教育不能反其道，将整个人生寓于某种事业之中。(www.xing528.com)
对于通专并重的观点，梅贻琦予以反驳。他认为这种观点“有不尽妥者，亦有未易行者”。因为大学四年时间有限，通专并重，往往使得学生学业任务偏重，学习的效果难以保证。“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23]因此，他认为“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24]。他认为，通识教育，一方面是学生要对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科学有基本的了解；另一方面是学生要对这三大科学能融会贯通，了解它们的内在联系。通识内容庞多，如果学习时间短少，就会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知识掌握浅薄，往往是一知半解，类似于一种道听途说。
梅贻琦认为大学是培养“通才”的场所，“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专门人才可以通过大学的研究院，高级的专门学校和社会实践训练来培养，“一曰大学之研究院。学生即成通才，而于学问之某一部门有特殊之兴趣，与特高之推理能力，而将以研究为长期或终身事业者可以入研究院。二日高级之专门学校。艺术之天分特高，而审美之兴趣特厚者可入艺术学校；躯干刚劲，动作活泼，技术之智能强，而理论之兴趣较薄者可入技术学校。三曰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事业人才之造就，由于学识者半，由于经验者亦半，而经验之重要，且在学识之上，尤以社会方面之事业人才所谓经济长才者为甚，尤以在今日大学教育下所能产生之此种人才为甚”[25]。他特别强调社会实践对培养专门人才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今日大学所授之社会科学知识，或失之理论过多、不切实际，或失诸凭空虚构，不近人情，或失诸西洋之资料太多，不适国情民性；学子一旦毕业而参加事业，往往发见学用不相呼应，而不得不于所谓‘经验之学校’中，别谋所以自处之道，及其有成，而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则泰半自经验之学校得来，而与所从卒业之大学不甚相干，以至于甚不相干”[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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