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是通识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堪称近代中国的“通识教育之父”。梅贻琦，字月涵，天津人，著名教育家。1909年考取游美学务处选派的首批留学生赴美留学。梅贻琦于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对我国现代大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中，“通识教育”思想为其核心。正是奉行这种思想，才使得清华在20世纪培养出众多的在各个领域中真正称得上是卓越的、第一流的人才，创出了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11]
梅贻琦早在清华大学创办之初担任教务长期间，就主张大学四年的课程应依先通后专的原则而设。“清华大学学程为期四年，其第一年专用于文字工具之预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普通训练；其目的在使学生勿囿于一途，而得旁涉他门，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联贯的，吾人虽强为划分，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学生第二年以后，得选定专修学系，以从事于专门之研究，然各系规定课程，多不取严格的限期，在每专系必修课程之外，多予学生时间，使与教授商酌，得因其性之所近，业之所涉，以旁习他系之科目，盖求学固贵乎专精，然而狭隘之弊与宽泛同，故不可不防。”[12]
1927年，梅贻琦在《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一文中提出：“盖今日之社会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材，不贵乎专技之长，而以普通基本的工程训练为最有用。”[13]他说：“在中国工商界中，能邀请专家以经营一事业者甚少，大多数则只能聘一工程师而望其无所不能。斯故本校之工程学科中，以普通之训练较若干繁细之专门研究为重要也。”[14](www.xing528.com)
1929年，《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大学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15]1933年颁布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也指出：“学生应切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并且有实用科学的知能。”[16]在这种政策方针的指导下，文科的招生人数受到限制，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为了纠正上述偏颇，在上任不久后，梅贻琦就告诫学生：“本校举办这些系的目的，固然是希望学生获得一技一艺之专长，以期立身致用于社会。同时盼大家在注意本系主要课程之外，并于其他学科也要有相当认识。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17]
1941年，梅贻琦发表《大学一解》一文，标志着其通识教育“理论成熟”[18]。这篇文章鲜明地提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主张，是梅贻琦在理论上对通识教育的概括，是他的通识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因此，本节主要通过对《大学一解》的分析，从其通识教育的核心理念、育人目标、实践路径和基本保障四个方面来探讨和论证梅贻琦的通识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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