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课程管理，经历了一个由统一规定到自主设置的过程。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将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七科。1913年颁布的《大学规程》是对《大学令》的补充与完善。《大学规程》详细地规定了各科所应设之门与类，以及各类中所应开设之基本课程。实际上，《大学规程》确立了民初大学“学科—门—类”的三级体系，类似于今天大学的“学科—院系—专业”。例如，《大学规程》规定：“大学之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其中，哲学门分为两类，即中国哲学类和西洋哲学类。中国哲学类应开设下列课程：（1）中国哲学（《周易》《毛诗》《仪礼》《礼记》《春秋·公、谷传》《论语》《孟子》《周秦诸子》《宋理学》），（2）中国哲学史，（3）宗教学，（4）心理学，（5）伦理学，（6）论理学，（7）认识论，（8）社会学，（9）西洋哲学概论，（10）印度哲学概论，（11）教育学，（12）美学及美术史，（13）生物学，（14）人类及人种学，（15）精神病学，（16）言语学概论。西洋哲学类应开设下列课程：（1）西洋哲学，（2）西洋哲学史，（3）宗教学，（4）心理学，（5）伦理学，（6）论理学，（7）认识论，（8）社会学，（9）中国哲学概论，（10）印度哲学概论，（11）教育学，（12）美学及美术史，（13）生物学，（14）人类及人种学，（15）精神病学，（16）言语学概论。”[171]由此可见，当时政府对各学科和专业的课程有较为明确的统一规定。实质上也就是国家对各所大学的课程拥有最高的管理权限。当时各大学评议会作为大学最高决策机构，只有审议下列诸事项的权利：“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讲座之种类；大学内部规则；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教育总长及大学校长咨询事件。凡关于高等教育事项，评议会如有意见，得建议于教育总长。”[172]各科教授会审议下列诸事项：“学科课程；学生试验事项；审查大学院生属于该科之成绩；审查提出论文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教育总长、大学校长咨询事件。”[173]1917年《修正大学令》又将审议学科课程的权利纳入大学评议会的审议范围，教授会遂不再有这项权利。可见，评议会只有审议学科之设置及废止的权利，教授会虽能审议学科课程，但并没有直接设置课程的权利。
不仅如此，《大学规程》对预科的课程设置也有详细规定。“预科分为三部：第一部为志愿入文科、法科、商科者设之，第二部为志愿入理科、工科、农科并医科之药学门者设之，第三部为志愿入医科之医学门者设之。”[174]“第一部之科目为外国语、国文、历史，伦理、论理及心理、法学通论。在志愿入文科者，于前项科目之外加课经济通论。在志愿入文科之哲学门者，于前二项科目中缺伦理及心理，加课数学物理。外国语除继续中学校所习外，并须选习英、德、法之一种，为第二外国语。在志愿入法科者，于第一项科目之外，得加拉丁语为随意科。第二部之科目为外国语、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学及矿物学、图画。在志愿入农科及医科之药学门、理科之动物学门、植物学门、地质学门者，于前项科目之外，加课动物学及植物学。在志愿入工科之土木学门、机械学门、电气工学门、采矿学门、冶金学门、造船学门、建筑学门、理科之数学门、物理学门、星学门、农科之农学门、农艺化学门、林学门者，并加课测量学。外国语之选习，与第一部同；但志愿入农科之林学门及工科之电气工学门、应用化学门、造兵学门、采矿学门、冶金学门及医科之药学门者，应习德语。在志愿入医科之药学门，理科之动物学门、植物学门、地质学门、矿物学门、并农科之兽医学门者，得加拉丁语为随意科。第三部之科目为外国语、国文、拉丁语、数学、物理、化学、动物学及植物学。外国语之选习与第一部同，但应以德语为主。”[175]
1924年《国立大学校条例》规定：“国立大学校各科各学系及大学院各设教授会，规划课程及其进行事宜。各以本科本学系及大学院之正教授、教授组织之。各科系规划课程时讲师并应列席。”[176]从此，大学课程设置开始自由化。(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这一阶段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管理由“国家—评议会—教授会”的自上而下的三级管理模式逐渐演变为各大学院系教授会自行设置与管理自由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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