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变革史论：借鉴与现实国情

民国初年，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初步现形，但如同襁褓中的婴儿，柔弱不堪。我国传统的大学教育模式与近代西方大学教育制度差异很大，不仅仅学制上完全不能对接，在课程上也大为不同，再加上经学教育传统，导致我国大学课程实质上成为诸多学科内容的综合，各种内容交织在一起，并未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也正因如此，近代的诸多新兴学科未能在我国的传统大学里诞生。这种先天的不足，导致我国大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困难重重。

这一阶段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开设实质上以借鉴模仿欧美国家为主。蔡元培在北大的办学理念和实践，有诸多德国大学教育的影子；郭秉文的通识教育理念与实践则体现了对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借鉴。尽管当时一批留洋归国的学者，怀着满腔报国热血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尽管当时大学的学制与课程可以直接借鉴或模仿欧美的现成版本，但在当时的情境下，我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建设与发展至少面临着两大重要挑战，其一是来自学生的，其二是来自社会现实的。

从当时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变革来看，办学者最先考虑到的是学生的因素。大学有了，课程、师资也有了，然而所招的学生实则并没有达到大学的入学水平。也正因如此，我国当时的大学才有三年的预科，1917年改为二年，1924年大学预科才取消。当时的大学预科教育实则担负着高中教育的任务。从当时预科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其实这就是基础教育的升级版。因而，在课程上，尽管有欧美国家的课程体系可供借鉴，但面对当时的学生，大学办学者不得不将这些课程重新改造，以适应学生的学习。当时大学学科体系的规定多源自西方，其教材也多是直接使用欧美国家的教材，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教材，因而，对学生的外语要求就比较高，这也是当时大学预科乃至大学本科都极其重视外语学习的原因之一。(www.xing528.com)

来自社会现实的挑战，一方面是在振兴中华的爱国心态下，寄希望于通过教育尽快培养出能于世界其他国家人才相当的各类人才，因此，表现在课程上，就是对西方课程体系的借鉴与模仿，企图借用西方成熟的课程体系来培养满足近代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是我国当时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尽管大学教育借鉴西方的课程体系，培养出了一批近代意义上的大学生，但实质上，在当时的情境下，他们没有用武之地。一个银行系毕业的大学生，走进中国当时的银行以后，发现根本没法工作。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其不会用算盘。这虽是一则笑话，但也说明在借鉴西方课程的同时，我们还是较少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形，结果往往事倍功半。当然，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在当时的情境下，有识之士难免有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是可以理解的，民族危难之时，试问谁不想顷刻之间使之强大，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值得一说的是，这一时期，尽管在课程的设置上面临着诸多问题，但我国优秀的通识教育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在民国初年的课程设置上，也明显地感觉出当时的办学者注重培养“通才”，中国传统教育中主张的“由博返约”的思想与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