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通识教育的思想巨匠

讨论民国初期的高等教育，不可能绕开近代我国高等教育的两位先驱：蔡元培和郭秉文。两位教育家一北一南，几乎引领了民国初年的整个高等教育界。他们不仅在高等教育的理论与理念上高人一筹，在高等教育办学实践上也是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民国时期第一任教育总长。民国初期的高等教育制度与高等教育改革几乎都是在其主导和参与下进行的，可以说民国初期的整个高等教育都或多或少有蔡元培的影子。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其在主政北京大学期间，推行改革，使北大一跃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知名学府，北京大学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曾这样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14]

郭秉文（1880—1969），字鸿声，江苏江浦人，早年卒业于上海清心书院，1908年赴美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郭秉文是中国第一位教育学博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我国第二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东南大学的创始人、校长；上海商科大学，即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的创始人、校长；第一、二、三届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会长。1915年郭秉文回国后，即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参与学校筹建工作；1918年任代理校长；1919年任校长；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郭秉文任第一任校长；同时兼上海商科大学校长。1925年，易长风波迫使其离开国内教育界。郭秉文是个传奇的教育家，他在短短数年之间，使东南大学声名鹊起，一度与北大齐名，形成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南北“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格局，影响深远。不仅如此，郭秉文在国际教育界也颇有盛名，是“中国教育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要代言人”，“民国早期的教育界，郭秉文在打通国际与国内教育的联络渠道方面，发挥了当时其他教育家不可替代的作用”^[15]。

因此，探讨民国初期的大学通识教育思想与理念层面的问题，有必要对这两位先驱人物的高等教育思想进行分析。

（一）蔡元培的通识教育思想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曾多次出国，足迹遍及欧美各国，这使他能够“不断地吸取外国科学、文化和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并以更广阔的视野和胸襟兼收并蓄，推陈出新”^[16]。蔡元培深受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响。当时的德国大学是世界一流的，美、英、法、日等国家都有学生留学德国，并且仿效德国大学模式建立了自己国家的研究型大学。蔡元培曾三次负笈德国，在莱比锡大学、汉堡大学从事学习和研究五年有余，对德国大学的办学理念有着比较深刻的体会和理解，这也成为他主政北京大学的重要理论资源。蔡元培将德国的强大归功于教育，但是和当时一些急功近利的教育改革倡导者不同，他较少注重教育的实用功能，而更强调改善人的道德精神，以此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他对教育本质和功能的认识是：“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17]教育帮助人摆脱现实社会的种种困扰，追求精神的独立和个性的发展，培养崇高的理想、优良的道德和美好的情操，使人的精神臻于高尚自由的境界。

蔡元培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始终坚持站在教育的“应然”高度，积极开展自由主义教育实践，促进了北京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也为大学通识教育在近代中国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蔡元培的通识教育思想可以从核心理念、育人目标、实现路径、环境基础、基本保障五个方面来解读。

1.通识教育的核心理念：“学”“术”分离，文理通融

著名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认为，“广义地说，教育可以被分成两个部分：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和专业教育（special education）……通识教育指学生整个教育中的一部分，该部分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而专业教育这个术语，指的是旨在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的能力的教育。此二者同为人的生活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完全分离的”^[18]。其后的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Studies Report（1985）则更明确地指出：“通识教育指非职业性和非专业性的教育。”^[19]可见，从广义上来说，通识教育（普通教育）是高等教育中非专业、非职业教育部分，指不直接为学生将来的职业活动做准备的那部分教育。

蔡元培通识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首先体现在其“学”“术”分离的办学主张上。蔡元培认为，学术分为“学”与“术”，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即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两部分。两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20]，所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按学科来划分，“纯粹的科学与哲学”，也就是文、理科是“学”；其他如“工商、法律、医学，非但研究学理，并且讲求适用”，皆属于“术”。^[21]蔡元培比较重视和推崇“学”的研究。他主张仿效德、法等国的制度，坚持大学以研究基础理论为中心，而将发展应用科学的功能赋予专门学校，“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22]。“学”与“术”的分离，实质上是在强调大学的非职业性特征，这与通识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令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23]

这段话是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演讲词，从其表述来看，他明确表示了“大学”与“专门学校”是不同的。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想要做官发财的大可去上相应的专门学校，不必来大学敷衍了事，求得一纸文凭。在他看来，大学是培养学者、全面提高人的学术素养的，而高等专门学校则是造就高等职业技术性人才的。这也是其“学”“术”分离思想的一个直接体现。

蔡元培通识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还表现在其“文理通融”的办学主张上。虽然蔡元培重视发展大学的文科和理科，但当时大学文、理分科造成两者之间的割裂，这种割裂造成了大学教育的重大危机。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24]。“因为想回避复杂的事物，就变得讨厌学习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这样，他们还没有掌握住哲学的一般概念，就失去了基础，抓不住周围事物的本质，只剩下玄而又玄的观念”^[25]；而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26]，他们“势必放弃对哲学与文学的爱好，使他们失去了在这方面的造诣机会，结果他的教育将受到机械论的支配，他最终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客观上的社会存在形式是一回事，而主观上的社会存在形式完全是另一回事，两者截然无关，这将导致自私自利的社会或机械社会的发展”^[27]。事实上，很多学科也是很难按照文理的名称来明确划分的，“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28]。因此，蔡元培“决心打破存在于从事不同知识领域学习的学生之间的障碍”^[29]，“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如习文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30]。

蔡元培“文理通融”的思想早在其1912年起草的《大学令》中就有体现。《大学令》提出：“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必须文理二科并设，或文科兼法商二科者，或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方能称大学。”这是其“文理通融”思想的早期体现。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31]

因此，蔡元培致力于把北京大学办成一所文理综合的大学。在主政北大期间，蔡元培对北大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了实现其“学”“术”分离、文理通融的通识教育理念，他首先对北大进行学科调整。蔡元培将北大原有的文、理、法、商、工等多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商科归入法科，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同时，扩充文科和理科，“今既以文理为主要，则自然以扩张此两科，使渐臻完备为第一义”^[32]。通识教育要给予学生专业之外的广博的知识基础，这些“基础”显然不仅仅在文科或理科某一科，因而，“文理通融”是通识教育的应有之义。

蔡元培“学”“术”分离与文理融通的办学主张为通识教育在北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重视文理科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主张一切学问要以理论科学为基础，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学习，使学生具有比较全面的知识，为以后进一步的专门研究奠定扎实而宽厚的基础。这一系列思想和主张无不闪烁着“通识教育”的光芒。

2.通识教育的育人目标：养成健全之人格

在蔡元培看来，通识教育的育人目标应该是养成学生的健全人格。蔡元培曾多次提到，“在普通教育（通识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33]。因此，健全人格的养成是其通识教育的最终目的。

1912年，蔡元培在出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就指出：“民国教育应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为根本方针。”^[34]1917年1月，在爱国女学校的演说上，他再次提道：“造成完全人格^[35]，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可谓爱国矣。”^[36]他主张教育完成人格，反对教育造成器具，“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37]。可以说，这种“健全（完全）人格”的培养目标，贯穿蔡元培一生的教育事业。

3.通识教育的实现路径：诸育并进，协同发展

要实现通识教育养成学生“健全之人格”的目标，就必须“诸育并进，协同发展”。蔡元培指出，“健全（完全）人格”之教育，“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38]，即其后来所概括的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四育。在蔡元培看来，体育是养成完全人格的基础，“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智育使人获得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德育让人辨明善恶，决定了人们行善的意志。蔡元培特别强调德育的重要性，“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39]。美育是帮助德、智、体三育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美育也称美感教育，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追求理想人格的产物。“美育重在建立超越于现实的理想、信念与信仰，不在彼岸，而是在此岸，养成对学生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充分实现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最大限度地培育与开发人内在的想象力与创造力”^[40]。

蔡元培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美育纳入教育方针，确立了美育在近代教育中的地位，推动近代美育思潮的蓬勃发展^[41]。1921年，北大讲坛首开美学课程，蔡元培亲自执鞭，并编著了《美学通论》一书，这是他在北大期间讲授的唯一的一门课程。可见，蔡元培对美育的高度重视。蔡元培还十分重视与美育相关的研究会的建设，“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书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不仅如此，蔡元培还将戏曲、小说、音乐、绘画这几门艺术作为正宗学问，搬上了北大的讲坛。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

蔡元培认为美育和科学是相互促进的。因此，他重视美育，也提倡科学。他认为“要透彻复杂的真相，应研究科学”^[42]，但是，“专治科学，太偏于概念，太偏于分析，太偏于机械的作用，难免有萧索无聊的状态。无聊不过，于生存上强迫的职务以外，俗的是借低劣的娱乐作消遣，高的是渐渐地成了厌世的神经病。这种机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不但使人对于自身竟无生趣，对于社会毫无爱情，就是对于所治的科学，也没有创造的精神”。要防止这种流弊，就要在治科学以外，兼治美术。因此，蔡元培提倡美育，就是要人类在自身被机器和工业文明所异化的时代，找回他们失落的人文世界。在教育实践中，他主张把美育贯彻到智育、德育中；同时又在智育、德育的各个学科中挖掘美育的材料，使智育、德育与美育相得益彰。

4.通识教育的环境基础：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通识教育的实施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环境做基础。通识教育注重人格教育，那么，欲达到人格教育的目标，则学生必须是在一个个体人格自由发展的环境之中；通识教育注重授予学生广博的各方面知识，那么，学校必定应该赋予教师开设各类课程、讲授各种学问的权利。这一切都要求学校必须创造实施通识教育的环境。蔡元培提出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正是从这一高度保证了通识教育在北京大学的开展。事实上，教育的对象是身心发展千差万别的学生，这必然要求教育应该具备一定的多样性和层次性。而作为人人都必须接受的通识教育它不仅应具备多样性和层次性的特点，还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特征。这些都需要一个自由兼容的环境来予以保证。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相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43]，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旅，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44]蔡元培批评中国的传统学术缺乏自由之精神，“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45]。因此，蔡元培为了推行其通识教育的理想，积极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46]。反对学问上的门户之见，主张“新旧”“中西”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无论何种学派，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即使观点彼此相反，也应让他们并存发展。在教学内容改革上，蔡元培既积极引进国外最先进的科学文化，又重视对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吸收借鉴，并用“新的方法”来整理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由此，在北大开辟了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天地，为真正的学术提供了生长繁荣的环境，为通识教育的施行创造了条件。

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为北京大学师生思想与学术的发展，乃至人格的培养提供了广阔多元的精神资源与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为通识教育的实施造就了良好的环境基础。

5.通识教育的基本保障：重视师资，教授治校

通识教育的实施，不能缺少必要的师资保障。通识教育课程因其涉及的知识面较广，对教师的要求自然更高。又因通识教育课程应多样化和多层次性，因而，需要各个方面的学者来开设和讲授通识教育课程。因此，通识教育的首要基本保障是师资队伍建设。

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间，不拘一格，广延人才。“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47]当时，北大聘任教师有三条标准：学有专长、献身学术研究的兴趣以及善于引导学生的能力。除了“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48]这一点之外，其他任何问题都不构成蔡元培聘任教师的阻碍。

当时的北大既有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也有实用主义者胡适；既有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钱玄同、刘半农、鲁迅，也有反对革新的复古主义者黄侃、刘师培、辜鸿铭；既有旧时代的进士，也有新时代的博士，还有什么资格也没有的人；既有20多岁的青年，也有白发苍苍的老者。另外，蔡元培也很重视邀请外国学者来校讲学和举办讲座。许多著名学者都曾先后到北大讲学。他认为对外国文化思想应择善而从，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他在北大很重视派遣教员、学生出国留学，直接学习外国文化科学知识。

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北大的教师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的北京大学，不仅在课程设置上有跨学科、跨专业的特点，而且许多教员既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又有相当广阔的学术研究视野，以一己之力横跨文史哲等多个学科领域的情况并不鲜见。

蔡元培通识教育实践的另一个基本保障是“教授治校”，也就是说要让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来治理教育。教授治校“增加教员对于学校的兴趣与情谊；利用多方面的才智；使学校的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全体”^[49]。

教授治校的制度主要如下：第一，大学设总务处，主管全校的人事和财物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第二，“设教务会议和教务处，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会议由各系系主任组成，并由其互推教务长一人，任期一年；教务处即为主持全校教务的常设机构”^[50]。第三，设立评议会及行政会议。“评议会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若干人组成；校长和各科学长是当然评议员，另每5名教授产生1名评议员，一年改选一次；校长任评议会议长，负责召集评议会会议和改选等事宜；评议会的任务是制定和修改大学规则及有关条例、决定学科的设立与撤销、审查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经费的预决算等。”^[51]“行政会议乃全校最高的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掌握全校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行政方面的事务；其成员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教务长、总务长构成，校长兼任议长。”^[52]第四，设各科（系）教授会。各教授会各设主任一人，由本部会员投票选出，任期二年。“各教授会有讨论、决议之权的事项是：（甲）本部教授法之良否；（乙）本部教科书之采择。各教授会有参与讨论之权的事项是：（甲）本部学科之增设及废止；（乙）本部应用图书及仪器之添置。”^[53]教授会会员从教授、讲师中产生，教授会主任由会员公举，任期二年。1919年改门设系后，改称各系教授会。各系系主任由教授会投票选举，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各项教学工作。

教授治校体现了专家治校的原则，大学应该由有学问的教授和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进行管理。教授治校体现了民主办学的原则，能够有效地防止校长等少数人主观专断、任意办事。从而保障大学的运转不因校长的人选和去留产生重大影响。“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这种由强大师资、教授治校来得以保障的学术民主和教学自由的风气，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活跃了学生的思想，启发了学生的思路，提高了学生的智慧。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善于研究学问、独立思考的兴趣和能力，从根本上保证了通识教育的实施。

（二）郭秉文的通识教育思想(www.xing528.com)

郭秉文学贯中西，文理兼通，具有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郭秉文以其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杰出的办学成就享誉海内外。他认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均有悠久的自由教育传统。他高度评价先秦儒学的教育价值与历史地位，“在过去的教育制度下，经学成为学校课程的中心……以此为中心的主题不得不涉及人之个人、家庭与公民责任，受其教育熏陶，国人能养成高尚的道德和某些优美、稳定的品性，这成为维系中国文明经久不坠的力量”^[54]。

他指出“任何一国教育制度的成功，必须适合本国的需要。对于西方人是最好的教育未必能保证对中国人也是最好的。以西方教育之长，与我国数千年教育历史所证明适宜者相结合，才能建立良好的教育制度”^[55]。郭秉文主张教育变革应弘扬古代通识教育优良传统，同时融入新的教育理念。“今日中国教育变革的精神与数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教育精神并无不同，就是说，仍保持对学习的高度尊敬。其变化不在好学的本质，而在学习的特征。”^[56]1914年回国后，他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长达十年的办学实践中，不断践行和丰富着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内涵。

1.通识教育的核心理念：“四个平衡”

郭秉文通识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其主张的“四个平衡”教育理念。所谓“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57]。

首先，大学教育应该注重通才与专才的平衡。郭秉文认为，我国传统教育“不为实际与日常生活而设，乃为官吏之养成”^[58]，这种教育过于狭隘。新教育应“以农业、工业及其他生活之预备为其目的”^[59]，为社会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因此，郭秉文主张大学既要设置文、理等偏重于学理的“正科”，又要设置农、工、商、教育等偏重于应用的“专修科”。“正科”分文史地部与数理化部，“专修科”设立工、农、商、教育、体育等科。^[60]“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视应用；“专修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通才与专才互相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61]。

在学科设置上，郭秉文认为大学是多种人才的培养基地，应当设多种学科。因此，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除了开设“注重通才教育”的国文、理化部的本科之外，还陆续增设了“注重专才教育”的体育、英文、教育、农、工、商等专修科。^[62]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基础与应用相辅相成，“学”与“术”相互支撑，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学科的特点选修相应的课程，从而获得“通”与“专”相结合的大学教育。

应该说，在对待“学”与“术”的态度上，郭秉文与蔡元培有所不同。蔡元培在主政北大期间主张“学”“术”分离，而郭秉文明显地倾向于“学”与“术”的融合。这种不同与两人的求学经历不无关系。蔡元培接受的是德国的大学教育理念，郭秉文接受的是美国的大学教育理念。相比而言，蔡元培秉持的是一种古典的自由教育理念，郭秉文则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蔡元培更多的是对各种“主义”“学派”的接纳和政治态度、治学风格上的宽容，而郭秉文则更加看重“学科”的组合、学科之间的交融。^[63]

其次，大学应该注重人文与科学的平衡。郭秉文指出中国传统教育偏重于人文学科，“数千年之教育性质，皆偏于文学、哲学与道德方面，而近世所谓实验教育，则百不得一焉”^[64]。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有关系于受者之生活问题”，在注重文、史、哲等“文字教育”的同时，还应“翻然变计，注重实用教育”^[65]。

郭秉文之所以要提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主要有两层目的。其一是开办综合性大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其所组建的东南大学是我国近代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其二是大学不仅要吸纳西方文明，重视科技新知，更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视民族文化。郭秉文创办《学衡》杂志，“主张发扬民族精神，沟通中西文化，不要仅作空泛的介绍，而当更作深入的研究”^[66]。他还将创办于美国的“中国科学社”迁入东南大学，使东大成为中国重要科学研究中心。因此，在郭秉文看来，大学理应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基地和发展科学的重镇，成为人文精神与科学新知的交点，进而培养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怀又有科学思维、既喜琴棋书画又好声光化电的高素质人才^[67]。

再次，大学应该注重师资与设备的平衡。这实质上是在大学构建实施通识教育的“软件”和“硬件”基础。郭秉文认为，我国传统教育重科举而轻学校，致使学校的师资建设与设备建设处于无序状态。“大学教育当然以师资为第一，但物质条件亦不容忽视。”^[68]因而，既要注重延揽人才，又要注意加强学校各项建设。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校长中，“郭秉文先生专拉、能拉好教授出了名的”^[69]，“东大所设文史地部、数理化部、教育专修科、农商业专修科，皆极整齐，尤以所延教授，皆一时英秀，故校誉鹊起”^[70]。“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可见，当时东南大学师资力量之强。

郭秉文在延揽师资的同时，又千方百计谋求办学条件的改善。“采取公家拨款、独资捐助、个人赞助、校董会集资、银行投资、外国基金会捐资等多种渠道”^[71]，为东大募集到大量的资金，教学设施与科研设施、生活设施、体育与休闲设施等配备齐全。他为了改善地学系的办学条件，争取到了北极阁中央观象台江宁测候所，作为地学系师生实验、实习的场所。为了改善农科的办学条件，郭秉文把玄武湖建成了东大农科的水生植物和鱼类试验池，并建立了总共近4 000亩的农业试验场。^[72]东南大学的图书馆、体育馆于1923年落成；而1927年竣工的专事研究的“科学馆”则可能要算当时中国大学中最大的科研楼。^[73]

高水平的师资和优良的教学科研设施使南高、东大的声誉迅速上升，“南高、东大办理优良的呼声，几乎浸被于中华教育界。而南高之善，尤过于北大，所以一般学子先生们，都均用全副眼光来注重，人人都有‘一瞻仰门墙’之愿。”^[74]

最后，大学应该注重国际与国内的平衡。郭秉文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崇拜圣贤的“好古心”，“自宗教、政治而外，尚有一物，大影响于吾国之教育者，曰‘好古心’是也……以为时代愈古，文明愈甚……崇拜古之圣贤，其一言一动，后生所矜式而唯恐不及”^[75]。他认为这种“好古心”容易局限人们的视野。大学校长必须克服这种弊端，办学既要关注国内，又要放眼世界。

在人才培养上，郭秉文主张“广求智识于世界，务使同学们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则爱国之心，油然而生”^[76]。郭秉文提出了包括交换教师、交换学生、交换访问、交换出版物，建立联合的教育事业，开设有关外国文化与国际问题的课程，组织国际大学联盟等手段，加强国际交流。郭秉文主校期间，不仅派遣教师、学生出国留学或访学，“还延揽了一批从国外著名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使东南大学留学教师占总数的64.4%”^[77]。同时，还邀请了一批世界著名学者访问东大并进行短期讲学，如孟禄、杜威等。郭秉文还出席了三届世界教育会，曾以“大学教育与世界和平”为题，阐明大学里的“平天下”的志趣。可以说，“在20年代的国际科教文舞台上，国内似没有比郭秉文更活跃的了”^[78]。

2.通识教育的育人目标：共和国民

郭秉文关于培养“共和国民”的思想，首先在其归国初期撰写的《学校管理法》一书中提出来，这本书全面论述了学校管理的原理及方法，“其目的首先在于国民新道德的推行，建立起与共和新制配套的教育管理方法，积极推行共和国民的教育”^[79]。归国初期，他在江苏省教育会的专题演讲中，也明确呼吁教育界自觉承担起培养国民新道德的重任。

“夫欲培养国民之道德，为巩固民国之基础。非当今吾教育界之惟一大问题乎？共和国民不当以刑威，不可以法制，而宜以德道之。学生者未来之国民也，不先有以培养之，则今日为不道德之学生，安能他日为道德之国民乎？是故当今吾国之教育家，如不欲培养国民之道德为民国之基础也，则亦已耳。否则，此惟一之大问题不能竭尽心力以解决之，将谁负其责，而谁任其咎也？”^[80]

可见，郭秉文的通识教育育人目标在于培养“共和国民”，而且特别重视“共和国民”的道德养成教育。

“共和国民教育新理念，成为郭秉文一切教育思想的出发点，这种观念集中反映出民国初期中国社会转型对教育思想领域新的时代吁求。”^[81]郭秉文理想中的“共和国民”应该“能思想以探智识之本源，能应用以求智识之归宿”，要有“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82]。要使学生“具有国士的志节和风度，以国家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83]。具体而言，就是要造就具备“钟山之崇高、大江之雄毅、玄武之深静”^[84]这样一种“国士”人格，“于道德、学术、才识三者又有适当之培养”的学生。

3.通识教育的实现路径：三育并举

在通识教育的实现路径上，郭秉文主张“三育并举”，即通过德育（训育）、智育、体育三者并重而使大学生的才能、体魄、精神、道德和学术等诸方面都得以“相当的发达”^[85]。从而使学生具有“国士的志节和风度，以国家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86]。1918年10月，郭秉文在南京高师做了《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的报告，系统阐明了训育（德育）、智育、体育并重的办学方针。

首先，关于训育（德育）。郭秉文认为训育应“以诚为本”，“取训练和管理兼重主义”，要达到知行合一。“训练注意启发，使知其所以然；管理注意实践，使行其所当然。二者交相为用，以期知行合一。”其目标是要“养成对于国家负责任之国民为意想中之人格”^[87]。郭秉文认为道德包含品性和行为，“品性要趋于中正，行为要趋于和平”。“所谓中正、和平……则要皆本于至诚。”^[88]

实施训育，一方面要重视修养，另一方面要重视服务。“在修养方面，于学生则重躬行与省察，于职员则重感化与考察；在服务方面，于学生则重实践与研究，于职员则重示范与检查”^[89]。

其次，关于智育。郭秉文认为智育“亦以诚为本”。要“依据诚训，以养成思想及应用能力为智育标准。必使学者能思想以探智识之本源，能应用以求智识之归宿”。“明智识之本源，然后乃能取之无尽；明智识之归宿，然后乃能用之无穷。”“所思想、应用之事物，则以适合于社会需要为本，总期所思、所用，皆与社会生活有密切之关系。”^[90]

智育的实施，主要有四种途径。其一是重视学科建设。依据智育标准和社会需要，学校开设国文、理化两部及体育、工艺、农业、商业、英文、教育专修科，培养各类人才。其二是重视教学工作。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启发和自修，增加参考书，增设教务研究会；理工科教学注重实验，“一以为学理之佐证，一以养发明之习惯”。其三是注重科学研究。郭秉文认为“研究亦为锻炼思想独立之一法”，因此，他要求各部及各专修科“于末一学年均定有研究一项，凡各该科之各种重要问题，令学生各认一题或两题，详细研究，各撰报告书留校，以养成独立思想，并以是征其心得”。其四是重视实地学习。通过“实科之实习”，养成学生各科之技能；通过“实地教授”，养成学生应用教育原理之方法；通过组织学生“观摩”活动，使学生开阔视野，学生毕业之前均往相关单位“参观一切”^[91]。

最后，关于体育。郭秉文认为“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欲求德智高尚，苟使身体孱弱不徒，任重道远，难以负担，且不足以表示优秀国民之完全人格”^[92]。“体育之标准”是要“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93]。他在主政东南大学期间，十分重视体育及卫生防疫。在疾病预防、膳食卫生、日常锻炼等方面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和实施举措。

可见，郭秉文在人才培养上不仅要求学生成为人格高尚、身心健康、能担任建设国家重任的国民；同时，要具备思考、推理、哲学思辨和动手实验的能力，具有对价值的认知和判断能力。这些不仅是对传统教学思想的突破，也是对美国进步主义通识教育思想的吸纳。

4.通识教育的实践指向：注重能力

郭秉文的通识教育思想深受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他的通识教育实践中，不仅注重学生对文理各方面基本知识的掌握，更重视学生的能力养成。

民国初年，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处在“前象牙塔”时代，“大学对于‘服务’和‘应用’的意义与作用还没有完整的概念”^[94]。大学主要是传授学生知识，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很少有明确的提及。郭秉文认为教育不重视学生能力的养成，则“成绩甚少，进步甚迟”“教授、训练、管理等，必不能深合于社会之需要”。

郭秉文认为学生能力的培养不能脱离社会。“学生之抛弃社会而求学于学校，毕业后既不能为农，又不能为工商，教育之本旨安在哉？”^[95]郭秉文的通识教育实践不仅在于要“发达学子身心”，还在于“注意于学子职业之选择，而予以正确之引导”^[96]。最终达到使学生“养成思想”和掌握“应用能力”的目的。郭秉文在考察和研究英美教育之后指出，教育若不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中国很快就会面临“高等游民”浪潮的冲击。因为“当今吾国教育，尚未普及，彼毕业于学校者，已供过于求。若教育大兴，则毕业于学校者……势必流为高等游民而不止也。则教育为世诟病，学生被人唾弃，在所不免矣”^[97]。郭秉文还特别注重知识的活化和能力的迁移，“注重理想与实际之联络”，强调“所学者皆有所用，所用者皆本所学”。郭秉文重视学生能力培养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份丰富遗产，留给后人许多启迪。

5.通识教育的制度保障：民主治校

郭秉文深谙教育管理之道，他曾著有《学校管理法》一书，书中详细阐述教育管理的方法和原理。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的办学实践中，郭秉文引入民主管理和民主治校的思想。郭秉文认为，建设当前中国的大学要“搜集前清至今兴新教育之经验，再参用欧美制度之所长，以及保存吾国自古教育之所宜是也”^[98]。秉承着这样的大学理念，郭秉文开展了学者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的办学实践。

郭秉文民主治校的理念，首先体现在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校管理制度的确立与施行。郭秉文强调“持中之道”，在大学管理上也很注重这一点。他坚持实行“三会制”。所谓“三会制”，即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校长兼此“三会”的主席。“三会”各有分工，各司其职，达到相互制衡的效果。“评议会，属于议事机构，决议学校教育方针、学校规划与各项经济支出等重大事项；教授会，负责全校教务的机构；行政会，是负责执行全校行政事务的机构，协助校长处理校务。”^[99]郭秉文还创造性地在大学设立了董事会。董事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地位和校长并列甚至更高。董事会的最大作用是沟通大学和社会各界的联系，使学校发展得以获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舆论、物质、经济等大力支持。

郭秉文的民主治校理念还突出地表现在对自治管理的重视。他认为大学本质上是学术机构，自治管理最适合学术和人才的发展。“自治管理不仅指教师的自我管理，而且指学生在学习上的自学和自力研究、在生活上的自立和自我管理，以及各种学术活动、文体活动的自行组织和主办。”^[100]在他的指导下，学校建立学生自治会，下设评议会、执行部、仲裁院三个机构。“评议会是议事机构，讨论决定学生自治会的计划、任务、章程等重大事项；执行部是执行机构，主办各种学术、文艺等活动，参与宿舍、食堂等管理；仲裁院是调解处理各种矛盾的机构。”^[101]同时，为加强学生工作，东南大学专门设立一个学生自治委员会，选聘德高望重的教授担任委员。

郭秉文的教育实践，鲜明地反映了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和大学模式对他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继承与扬弃。“中国教育家之所当保持者，古代文化之长与其精英，而非其糟粕也。所当取注者，西方文化之所长与其精英，而非其糟粕也。采西方文化时，融会而非变置，以渐进而非以骤几。”^[102]郭秉文的办学理念与实践，无论是强调培养健全人格的国民，还是对独立思考和应用能力的关注；无论是强调以社会需求为旨归设置学科和课程，还是对实验、践行的关注，都可体味到以学生为中心、以社会为学校教育之本源和目标的美国进步主义通识教育的精髓。^[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