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教育自古便具有深厚的通识教育底蕴，只是在提法上与西方有差异。近代以来，我国一般将“通识教育”或类似的具有“通识教育”意蕴的教育称为“通才教育”。
据李曼丽考证，“‘通才’一词，最早出现在曹丕的《典论·论文》”[1]。曹丕在谈及古文中四种不同风格的文体时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备其体。”“通才”在这里是指四种文体都能娴熟运用的人，后来引申为“学识广博、具有多种才能的人”。
“通才教育”作为大学的教育宗旨和办学思想，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1902年，清政府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第二任管学大臣。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初一日上谕载有其事：“着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2]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将“通才”与“教育目的”联系在一起的文献。后来，张百熙在主持起草《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将这句话正式写入章程，“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勋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3]。近代意义上的“通才教育”一词应当由此而起。
“通才”作为当时政府层面首次正式颁布的大学教育宗旨，其对人才的培养规格在“德”和“智”两方面都有具体的要求。“在‘德’方面，要求‘激发忠爱、端正趋向’；在‘智’方面，要求用西学艺能‘开通智慧’”[4]。清末政府对“通才”的要求显然更偏重于“德”，因为他们提倡的“德”主要是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封建伦常道德和忠孝思想。《钦定学堂章程》指出：“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而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本有相同之理，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以培植人才之始基。”[5]1904年，张百熙等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更明确地说明“通才”应以“德”为先，“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6]。(www.xing528.com)
根据“通才教育”的宗旨，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包括两部分：“溥（普）通学”和“专门学”。“溥（普）通学”，顾名思义，就是普通学，即所有学生都需要学习的课程；“专门学”即每一学生各专攻一门的科目或课程。“溥通学的功课，除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和体操学等十种外，并须在英、法、俄、德、日五种外国语中，由学生各人自认一种，与溥通学同时并习；专门学的功课计有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十种；凡学生俟溥通学卒业后，得各占一门或两门。”[7]不难发现，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置中，“溥通学”与当时西方国家大学教育中的通识教育课程十分接近，而“专门学”则类似于西方大学的主修科或专业教育课程。
清末施行的“通才教育”既有对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注重“由博返约”的教育理念的继承，又是迫于当时列强入侵、西学东渐、洋务运动等外部力量的压力，在清政府试图摆脱内忧外患的局势下而提出来的；清末的“通才教育”既有为学生未来职业做准备的教育成分，也有拓宽知识面加强文化基础的“通识教育”成分。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清政府一方面被迫在教育上向西方学习新的知识和思想，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这种教育继续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体制，因此，当时的教育不得不在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妥协与调和。虽然，当时的“通才教育”仍然非常重视传统纲常礼教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但它毕竟与传统教育有所不同，至少，它克服了传统教育与社会发展和实践需要相脱节的弊病，顺应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人才提出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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