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理论研究进展

梳理国内通识教育（课程）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大多是译介西方的通识教育课程理论和课程体系，本土的探索和研究往往偏重逻辑演绎和实践总结。通识教育课程话语中充斥着浓烈的西方气息。可见，长期以来，“人们在近乎狂热的‘借鉴’中冷漠了应有的‘继承’，历次教育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和教学实践话语充斥着外来的专业术语”^[11]。同时，“微薄的‘继承’中也存在着理论上的曲解本意、解释不清和实践上的脱离实际、胡乱运用等问题”^[12]。

了解通识教育课程的历史是通识教育课程研究不断前进的基础。如果不对我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和总结，研究者将难以把握我国通识教育课程发展的整体情况。如此，不仅难免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重复性研究上，“美好的未来设计与理想建构将很容易成为空中楼阁”^[13]，理论研究也往往很难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之上获得新的进展与突破，在实践中往往也会推进乏力。

民国时期是中国军阀割据、战乱频繁的动荡时期，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许多高等院校（无论是国立的、公立的还是教会大学）相继涌现，蓬勃发展，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和各类人才。民国时期的大学有其独特的地方，值得现代人去探究与反思。不仅如此，民国时期的教育先贤们对大学通识教育也情有独钟，见解颇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更是直接提出了“通识为本、专识为末”^[14]通识教育理念。(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通识教育民国时期即已有之。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有利于我们找到通识教育课程研究的现有基础与未来趋向，从而建构符合我国实际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这一课程体系的构建必须考虑到“‘思想前见’、研究者自身及所处的‘本土境脉’与‘本土实践’”^[15]。显而易见，本研究的“思想前见”与“本土实践”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传统的通识教育课程理论与实践。当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文化极为丰富。其中诸多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教育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也有不少过时的、不适应时代发展的传统文化，对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造成了不小阻力，这就是传统文化的二重性。^[16]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有必要充分挖掘民国时期通识教育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汲取有益的养料，让先贤们的思想精髓在新的教育条件下获得生命延续。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曾指出：“历史是今天的社会跟昨天的社会之间的对话……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17]加强对民国时期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借鉴民国时期通识教育课程变革的经验、教训，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当前的通识教育课程问题，从而在改革中更理性，减少行动的盲目性。因此，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对当今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