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管窥

社会制度既是文化的基本构造部分，又是决定文化性质的重要因素。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把社会中各个阶级、各种职业的人们组合成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整体不等于部分相加之和，优化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不协调整体小于部分相加之和。某种社会制度的优越与否，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该制度能否产生优化组合，以发挥尽可能众多的人的潜能，使社会整体表现出强有力的功能，促进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生产，并使文化成果的分配与消费趋于合理。

中华文化现实世界背景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并立、两种文化体系的相反而又相成。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一格局将保持下去，在两种制度中发展的两种文化，将进一步产生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这构成中华文化现代转换多重内涵的基础。

资本主义文化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在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对资本占有者数量的扩大、劳资分配关系的调整、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和普及，资本主义文化又获得明显进展，并保持着经济、市场和技术上的优势。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文化也面临着难以解脱的困境。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组基本矛盾继续困扰整个社会。这一制度下的人们，包括最杰出的文化大师，都愈益感受到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领域的贫困之间的强烈反差造成的严重危机。量子力学创始人、德国物理学家玻恩（1882—1970）指出，现代文化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是“伦理原则的崩溃”，现代“大多数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部门里，只熟悉自己很小范围内的专门操作，而且几乎从来也没有看到过完整的产品，自然他们就不会感到要对这个产品或对使用这产品负责，这种使用是好是坏，是无害还是有害，完全在他们的视野之外”^[27]。

人类社会进程，通常有一个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递变过程；与此同时，在经济形态上则有一个由自然经济经由商品经济向产品经济递变的过程。世界诸民族，并不是都要完整地经历社会形态诸过程，如东西方若干游牧部族在先进的农耕文明圈的刺激下，直接由原始社会的氏族制阶段跃向文明社会；中国等东方国家则由宗法专制社会跃向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晚年曾致函《祖国纪事》杂志，指出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坏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28]。中国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昭显了社会发展路径的多样性。然而，世界诸民族却无法在经济形态上超越商品经济阶段，直接从自然经济跃向产品经济。中国不能越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而商品经济固然产生久远，但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得到充分发育，并构成近代文化的经济土壤。中国作为一个长期滞留在自然经济阶段的国度，发展商品经济有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当然不能关起国门完成，而必须广为汲取外域的、其中主要又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社会法治，以及其他优秀文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种种弊端，又是应当加以防范的。但作为主观社会主义者的孙中山，20世纪初便提出过“节制资本”的设想，并不恰当。

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新的国内、国际条件下，中国文化现代转换获得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进展，其内容的丰富和新颖，都是空前的，不仅提出经济的、社会的课题，也在深层次上提出文化的、精神的课题，要求我们综合古今中外的智慧，加以创造性转换，促成可持续发展。一些站在科学及哲学前沿的西方学者，已揭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当下意义，如科学史家萨顿（1884—1956）1930年在题为《东方和西方》的演讲中说：“新的启示可能会，并且一定会来自东方。”科学史家李约瑟（1900—1995），诺贝尔奖获得者玻尔（1885—1962）、普利高津（1917—2003）、汤川秀树（1907—1981）等都有类似见解，他们分别从自己的前沿性研究中，阐发了《老子》《周易》等中华元典包蕴的智慧的现代价值。这种对古典的抉发，绝非复古倒退，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式的螺旋式上升。^[29]

中华民族在以往数千年的历史中贡献过震惊全人类的文化，又没有在近代的挫折中甘于沉沦，而是顽强地摸索重新崛起的路径。可以确信，有着如此雄健的生命活力与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界条件下，垦殖新生产力的丰厚土壤，汲取科学世界观的阳光雨露，一定可以重新赢得文化的原创性动力，创造出无愧于古人、无愧于现代世界的新文化。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30]古老的中华文化的维新之命，寄寓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努力之中。

【注释】

[1]采自笔者所撰《中华文化史》结语，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总论序言，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3]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

[4]《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二，第169页。

[5]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2期（1901年）。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0页。这段话中的“文学”一词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大略相当于观念形态整体的“文化”一词。

[7]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安文集》。

[8]《天演论》卷下，第80页。

[9]《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10]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11]冯友兰：《新事论》，第14页。

[1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页。(www.xing528.com)

[13]《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页。

[14]见《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胡适：《充分世界化和全盘西化》。

[15]鲁迅：《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

[16]熊十力：《读经示要》卷一。

[17]熊十力：《读经示要》卷一。

[18]熊十力：《读经示要》卷一。

[19]《十力语要初续》，乐天出版社1971年版。

[20]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21]熊十力：《论六经》，大众书店1951年版。

[2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8页。

[23]《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0页。

[24]参见张灏：《传统与现代化》，周阳山：《文化传统的重逢》，时报出版公司。

[25]贾谊：《鹏鸟赋》。

[26]参见彭近新：《挑战与决策——论人、环境和发展》，《中国环境报》1989年7月25日。

[27]玻恩：《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页。

[29]参见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0]《诗·大雅·文王之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