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保持与更新

文化并非诸成分的机械拼接，而是各要素有机组合的生命整体，是不断进行物质交换、能量转化、信息传递的动态开放系统。文化除有共时态的综合特征外，还有历时态的积淀特征，兼具延续性和变异性双重品格。

一个民族或国度的文化系统只有在其生命运动中不断实现自我保持与自我更新，求得延续与变异，稳定与动态的对立统一，方能生生不已，昌盛繁荣；反之，则有可能衰落甚至灭亡。

文化的自我保持是文化生存的必要条件。它不同于酒精瓶内生物标本式的“保持”，而是一种生命机体的“保持”。这种自我保持不可能在封闭的、非生命的方式中完成，而只有通过与范围不断扩大的自然—经济—社会环境进行新陈代谢，达到必要的文化补偿点，才能得以实现。

文化的自我更新是文化生命运动的表现。它不意味着邯郸学步式的抛弃自我，以致无所措手足，而是在生命运动中不断通过自调节和被调节，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大化流行的勃勃生机，开创文化的新生面。(www.xing528.com)

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曾经成功地实现文化自我保持与自我更新的统一，赢得自强不息的生命机制，应对一个又一个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挑战，创造出高峰迭起的发展序列。如在先秦，融合儒道、综汇百家，通过《易传》《中庸》，会通人文与自然，达到中华文化的第一个高潮；从魏晋到隋唐，易、老、庄三玄及佛学彼此交融，会通儒释道，综合入世与出世两种走向，中华文化又赢得旺盛的生命机制，形成恢宏博大的格局；宋元明清，佛学思辨融入儒学体系，分别强调内圣与外王的理学和经世实学应运而兴，相激相荡，中华文化走向精微深邃。至于贯穿古代全过程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与互补，彼此相反而又相成，迭起波澜，增添异彩。中华文化在这一曲折进程中，既多有变通，又保持着自我，于跌宕起伏中一以贯之，正所谓“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在截至15世纪的千余年间，中国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若干领域，大体雄踞世界前列，“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2]。

16世纪以降，经历文艺复兴洗礼的欧洲，社会发展获得渐趋强劲的加速度，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与产业革命更促使其实现文明转型。然而，此间中华文化却继续在农业—宗法社会的固有轨道内运行，直至19世纪初叶，中国人对于已经形成的颓势并无自知。1840年以后，当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挟坚船利炮、商品鸦片，打破中华帝国闭锁的大门，中国人（首先是其先进分子）才逐步体察出自身的落伍，进而认识到必须面对一种全新的世界环境，重建中华文化自我保持与自我更新的统一，否则便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中国人的这种努力，贯穿于整个近现代。

除“救亡图存”这一社会功利要求，驱使现代中国人必须重新实现文化的自我保持与自我更新外，从文化心理上分析，人们感情和理智之间的意向差异，也要求实现这种统一。一般而言，人的感情向着过去，向着文化的自我保持；而理智则向着未来，向着文化的自我更新。只有当一个民族的文化达到“保持”与“更新”的相对统一，该民族才能实现精神平衡，确立较为健全的社会心态，否则便可能或者陷入精神沉郁，或者抛向精神浮躁。而这两种心态都是不利于文化进步的。当然，我们所追求的文化的自我保持与自我更新，“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