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的社会教育机构高张“国学”旗帜，提倡少年诵读经典，一些学人则利用大众传媒讲论古典，意在突破传统学术讲习的学院式门墙，以“国文”“国史”“国伦”对国人实施人文知识普及与伦理教化，竟然一时洛阳纸贵，颇受欢迎，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专业研究者从学术规范角度提出的批评。平心而论，讲习国学受到欢迎，显示了国学的感召力，反映了社会对它的渴求；遭遇批评，则有益于讲者和听者学术水平的提升，推动人文素养的上扬，故两者皆为好兆头。这样一种对国学的倡导，与胡适式的书斋国学有差异，而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章太炎式的国学运作模式的复归，即试图以国学滋养国人的智性与德性，特别是激发国人的爱国心、道德感，以因应现时代渐次发生的信仰危机、道德沉沦等社会问题。国学讲习由此汇入现实的人文教育规范，不再仅仅是“象牙塔”中事。
对于“国学”在大众教化意义上的展开，宜持谨慎的肯定态度。
之所以应予“肯定”，是因为在中国渊富的学术文化中，包蕴着多层面的精神资源，诸如：
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
和而不同、互动共济的和谐理念
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精神与物质兼顾的文明观
好学、善学的重教传统(www.xing528.com)
诸如此类的中华元典精义，历千百年仍光耀万丈，经过现代诠释，可以转化为救治“现代病”的良药、滋养今人心田的营养。故我们有理由期待国学在人文教化方面取得实绩，并在国学普及进程中，实现古今推助、雅俗共进，开辟国故之学发展的新局面，以有益于众生。
然而，我们又必须“谨慎”。昌明国学，切勿抱残守缺、视“国渣”为“国粹”，任沉渣泛起。即使是“国粹”，也有一个古今推衍、现代诠释的过程，不可生吞活剥、食古不化。昌明国学，不能夜郎自大、唯我独尊，排斥异域学术。健康的国学，应当古今贯通，后浪逐前浪，切忌以古蔽今，开历史“倒车”；健康的国学，应当开放胸襟，吸纳外域英华，在学术本体与方法诸层面，都要与异域学术既相辩难，又相吸取，在互相比较、互相观摩、互相取舍、互相融会中，达成新的综合与创造性转换。
宋人张载（1020—1077）在《正蒙·大心》中把国故之学分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前者指通过感官接触外物获得的知识，约为智性知识；后者指通过内心修养参悟出来的知识，约指德性知识，唐人韩愈（768—824）谓：“教诲于国学也，严以有礼，扶善遏过。”[3]强调国学在养成“德性之知”方面的功能。此种分类自有道理，却又不必截然分作两橛。国学讲习应注意于二者的兼顾与互动，一方面介绍基本的国学知识（语言文字、典籍、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典章制度等）；另一方面又彰显国故之学蕴含的大义，把“小学”功夫与“大学”授受结合起来，达成“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水乳交融。德性之知当然有赖智性之知的浇灌，但二者不能替代，有些学识广博者德性并不高，而有些文化水准较低者蕴含着丰厚的德性。故德性之知的获得，并非单凭知识传授，还自有生成机制。
对于曲解国学、张扬糟粕的“伪国学”，理当拒斥；对于健全的国学讲习，我们乐观其成。
【注释】
[1]《圣武记》，卷11。
[2]《答铁铮》。
[3]《窦公墓志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