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讲习：实现中国文化近代转型

20世纪初流亡日本的章太炎，于1906年在东京成立“国学振起社”，以“振起国学，发扬国光”为宗旨；同期又成立“国学讲习会”，以“昌明国学”，讲授“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章氏著《国故论衡》，分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具体展现作为“国故之学”的国学的基本内容。章太炎在一封书信中讲到提倡国学的缘由：

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2]

认为民族精神的勃兴，就像种庄稼，需要灌溉，而“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的国学，便是灌溉之源泉。章太炎两度倡言国故之学：一次在清末排满革命之际，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抵抗日本侵略之际，都是试图以国文（语言文字）、国史（历史地理）、国伦（伦理道德）等国学内容激发大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本位精神。

如果说章太炎等“有学问的革命家”倡导国学是着眼于激发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那么，20世纪20年代开始倡导“整理国故”的胡适（1891—1962），则更多的是从学术上树立与“西学”彼此对应、相互启发的“国学”。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给“国学”下定义：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www.xing528.com)

胡适反对将“国学”与域外学术对立起来、孤立开来，而力倡与域外学术作“比较的研究”，主张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从古今中外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这是一种着眼于学院式研究的国学观，同时也是一种对西学开放的国学观。

自20世纪初叶以来，“国学”之名在中国已经流行百年，其内涵大约包容章太炎、胡适倡导的那两层含义，是一个在学术界、教育界使用渐广的概念：某人研习中国传统学术有成，便被称为“国学家”；博学精研，成就斐然者则尊之“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1877—1927）、陈寅恪（1890—1969）等人荣膺这一称号。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所传习之“国学”即如上义。而清华国学研究院原拟聘请的导师有章太炎，章因故未应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1892—1982）。梁的博大，王、陈的精深，皆一时之选，堪称“国学大师”。

中国素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而现行高等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科体制，高度分科化，此法有利有弊。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有人主张打通文、史、哲壁垒，于是便有综汇传统学术的“国学课”的设置，武汉大学依此旨开办“人文试验班”“国学班”，前后已历十载，现又成立武大国学院。近年中国人民大学还专设“国学研究院”，效仿者不少。这些做法都是试图在综合式的“国学”名目之下，开展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整理、研讨和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