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绿色意识：可持续发展哲学的源头

农耕文明时代留下的思想遗产，具有深远价值的一种，是上遵天道、下循地理的观念。如果说，先秦哲人谈及此点，多半是论证伦理、政治问题的借喻，那么，古代农学家则是正面探讨这一问题。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指出：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90]

贾思勰在总结中国传统农业经验时，概括出农畜产业的循环生产模式，可图示如下：

这种“人事”不违天地规律的“因势利导”思想，顺应自然发挥人力的思想，耕作、养殖、消费三者有机循环、生生不已的思想，是中华文化关于“天—人”关系、“人—地”关系的卓识远见。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此类经验概括还是浅层次的，但所包蕴的意义却十分深长，与当下正在觉醒的“绿色意识”、正在兴起的“绿色营销”在理念上相通。“绿色意识”指人类应仿效绿色植物，取之自然，又回报自然，有利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环境和生活质量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协调；“绿色营销”指生产者及企业在满足顾客需要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获得利润。

从“绿色意识”中还可引申出“绿色消费”的观念，即适度消费意识。当下的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已经造成资源的巨量损耗；而发达国家高消费的情境通过现代资讯手段，生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导致发展中国家消费观念更新的速度，大大快于科技与经济发展速度，形成一种浮躁、超前的消费取向。值此之际，东方固有的“节俭”意识，“量入为出”的治家治国理念，具有修复性疗效，其精义也正与绿色植物生产（光合作用）与消耗统一，生产量大于消耗量（方有有机物积累）的示范相合。这种天人协调的绿色意识及其表现——绿色营销、绿色经济、绿色消费，指示着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以高效、低耗、少污染以至无污染的生物方法、绿色技术取代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达到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协调互济。

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主客浑然一体阶段”“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主客体辩证统一阶段”。如果说，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化较典型地经历了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化，这便是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所完成的任务，现在已步入后工业时代的西方正处在由第二阶段（主客体两分对立）向第三阶段（主客体辩证统一）转化的过程之中。东亚的思维方式未能充分展开主体与客体（或曰人与天）的分离，以中国为例，虽然有春秋时期子产倡言“天道远，人道迩”，战国荀况、唐代刘禹锡（772—842）论证“天人相分”，但就总体而言，“天人合一”观念始终占优势，天人相分观念没有获得充分发育。这一倾向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特别艰难曲折互为因果。但中国传统的主客一体、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当下正在形成之中的“主客体辩证统一”思维方式显然富于启迪。这正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东西方哲人注目于东亚智慧的原因所在。(www.xing528.com)

东亚智慧没有也不可能树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资仿效的完备样板，它所提供的只是闪耀着真理之光的某些启示。由于东亚智慧没有完成“主客体浑然一体”向“主客体两分对立”的转化，立足现代文明来观察，这本是东亚智慧的一种时代性缺陷，但东亚智慧充分阐扬的人与自然的一体观——从自然规律经过人的自觉而发展出伦理观以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的观念，如孟子所说“仁民爱物”，主张施仁政于民众，更把爱推及万物；又如宋代思想家张载（1020—1077）的名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91]，视万民为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整个宇宙是一个大家庭，这种绿色理念对于救正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导致的种种弊病，无疑具有精神疗治作用。

东方智慧的另一渊源——印度思想也有此类资源，诗人泰戈尔说：

印度人……把世界和人一起包括在一个伟大的真理里。印度人强调在人和宇宙之间的和谐……^[92]

这种思想与中国先秦哲人的“赞天地之化育”“人与天调”一类理念是相通的，它们对现代人克服主体与客体截然两分对立造成的生态危机富于启示性。当然，这种“克服”决不是否定现代文明，重新回复古代的“主客不分”“主客混沌”，而是充分肯认工业化的成就，利用现代科技的威力，将现代生产力引导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绿色运作轨道上。

现代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开始超越人与自然两分对立观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所著《沙乡的沉思》一书，描述作者在一个废弃的沙乡农场，运用现代科技恢复生态完整性的探索过程及其思索。该书的一节，名为《土地道德》，首次从道德角度提出人与自然关系的标准，把土地看成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组成的共同体，而人只是共同体中的一个普通成员。该节论述维持生物链完整性的重要性，指出人如果过分垦殖、开采，强行打破这种生物链，是不道德的，而且，“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利奥波德还指出：“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双向互助式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这种认识与中国一千年前的哲学家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的命题一脉相通，不过这是在新的科技、新的生产力水平上的哲学及伦理学概括，生动展现了人类理智的古今贯穿性和中西相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