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大略经历了采集—渔猎时代、农耕—畜牧时代、工业化时代三个阶段，当下正在向信息智能时代转化。就前两个阶段而言，都走过了“创生—繁荣—衰败”的全过程，第三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极盛，其衰象在此后年代愈益显现。这三个阶段文明盛极而衰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共通的一条原因便是，该生产方式已日益严重地破坏生态环境，又伴之以社会问题的积淀，使人群陷入自我毁灭的盲目性之中，人们只得寻求新的生存方式，向新的文明形态过渡。
工业化时代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严重性更成倍张大，能源危机的来临已经在用50年或80年作预测时段，而环境问题则日益全球化，现在任何国度、任何民族都无法躲避全球变暖、空气及水质污染的威胁。如果臭氧层继续变薄，大气空洞扩大，那么全人类便会普遍遭受紫外线的杀伤性照射，任何人都难以逃遁天地间。而造成全球性生态问题的症结，便在于文明发展的无节制性，也即中国先哲所指出的——“过犹不及”。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降，人类的发展理论出现革命性转折——从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对环境的掠夺性开采以求得发展，转变为不仅谋求经济增长，而且注重环境、人口、文化的综合发展；不仅造福当代，而且惠及后代的长远发展，也即顾及“世代间平等”问题：现代人行动时要考虑到此行动对后人产生的影响。追求经济增长、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三者协调共进的“可持续发展”，日渐成为世人的共识，但这种共识还有待从哲理层面加深，从实践层面落实。总之，“可持续发展”在知行两方面都处于初始阶段，尚需要朝深度与广度进军。
就“知”的层面而言，东亚智慧的“和谐”观与“中道”观，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丰富而深邃的哲理之源。
“和”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事物间的和谐关系，指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和”是形成事物的法则。老子说：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74]
意谓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两气互相激荡而成新的和谐体。周末太史史伯说：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75]
认为两种以上不同事物形成多样性统一的和谐关系，确实能产生出新事物来，而相同事物加在一起并不能产生新事物。因而史伯反对“去和而取同”[76]。孔子发挥这一思想，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77]的著名命题，肯定差异性事物间的和谐关系。荀子（约前313—前238）则进而把“和”的观念引申到万物生成的高度：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78](www.xing528.com)
与“和谐”观念相联系的是不走极端的“中道”观念，认为“过”和“不及”两种偏颇皆不可取，提倡“中行”[79]“执中”[80]“时中”[81]“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82]，将“中和”视作根本法则，遵循此法则，天地万物便获得秩序、顺利长育——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83]
“和谐”观念与“中道”观念，是认定人生的最高境界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84]达到天人间的协调统一。这种理念虽然不是正面论述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但在借喻之间，流露出尊重、顺应自然规律，维持生态平衡的卓越理念。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国语》有“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春秋时鲁宣公在泗水张网捕鱼，其臣里革把“罟（渔网）割断，扔在水里，并对宣公说，春夏是鸟兽鱼孵卵怀孕之际，不应捕杀；是树木发芽生长之际，不宜砍伐。而动植物得到繁衍，人类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85]孟子在论证“仁政”“王道”时，也有类似的“观物比德”之喻——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86]
《逸周书》记载着封山育林的思想：
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87]
荀子更从哲理高度论述尊重自然规律的必要性：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88]
认为人的功能是与天地配合，如果人放弃与天地配合的本分，却去与天地争职责，便是犯糊涂了！《管子》也有类似见解，认为人不能“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否则“天不予时，地不生财”。[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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