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探索东亚智慧

东亚智慧的现代启示性还在于，包蕴着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宝贵资源。而这种资源在西方智慧中是难以寻觅的。

今日已经昭彰于世的“现代病”（或曰“文明病”），其根本症结在于偏颇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它们来自主要由西方智慧导引出的人类中心主义。时至当代，人类随着工具理性的张大，愈益认定自己是“万物之灵”，是“宇宙的中心”。这种人类自视“中心”，不一定是指空间上的“中心”，它主要是指一种价值判断上的“中心”，即认为宇宙万物理应为人类所役、为人类所用。正是在这种理念支配下，人类便恣意宰制自然、掠夺自然，并且不会因此而受法律制裁和道义谴责，这便构成“生态唯意志论”和“人类沙文主义”。

要克服“现代病”（或曰“文明病”），理论上归根结底必须克服人类中心主义，超越认识主体及价值评判主体，以第三者身份评价人与宇宙的关系，将人类定位于自然之子、宇宙万物的一员，而不是凌驾于自然及宇宙之上的神明。在执于自我、以主释客的西方智慧系统内，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如德国哲学家迦达默尔（1900—2002）断然指出，认识主体无法跳出自身处境进行评判，认识主体出于自身利益是一种无可回避的事实。美国哲学家B.C.诺顿则区分两种人类中心主义：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的人类中心主义。前者以人的感性意愿为参照物，主张人类任意宰制自然；后者基于理性意愿，在调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但承认自然具有人类所需要的价值，还认为自然有自身存在系统，从而注意到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协调关系。这种“弱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上升为地球生命系统的代言人，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调解后的妥协物，当下开始形成的一种观念：生产尽可能最小限度消耗资源，最低程度损害环境，便是“弱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对于肆无忌惮地耗费资源、破坏环境的古典工业文明理念（即“强的人类中心主义”）而言，这无疑是一项重大进步，但从哲理层面看，它仍然未能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只能缓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程度，却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人类宰制自然带来的负面效应。

总之，在西方智慧系统中，人自从受造于上帝之后，便成为万物的主宰——可能是凶暴的主宰（表现为“强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可能是仁慈的主宰（表现为“弱的人类中心主义”），但归根结底是万物的主宰。然而，在东亚智慧系统中，尤其是在道家学说和中国化的佛学中，人却作为自然之子而存在，不过是体现自然法则的一分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9]。人的诞生包蕴在“三生万物”之内，是作为自然法则的“道”的衍生物之一。人的地位也并非至高无上，而是与道、天、地并列，并恭陪末座的“小老四”——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70]

东亚智慧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系统，就经济生产而言，财富并非单独由人创造，而是人与天地协作的结果，“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71]。人既由天地自然所生育，又给天地自然带来理智与灵性，正如南北朝思想家何承天（370—447）所说：“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72]，这种自然与人并重的价值观，以及古典的“人—天—地”协作的有机论后来被近代机械论所取代，人类在征服自然的战斗中节节胜利，愈来愈自任自然主宰。现在已经到了在新的层面上向有机论复归，向人是自然之子的观念复归的时候。今日的人类应当听一听老庄佛陀的教言——人没有资格狂妄自大，而应效法不自私自利的天地自然，才能可久可大。诚如老子所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自生，意为自利——引者），故能长生。”可持续发展之道的真谛正深蕴于此。(www.xing528.com)

道家谦逊地，同时也符合实际地把人定位为自然之子，以修成遵循自然法则的“真人”为目标。这种思想对于患了自大症的今日人类，无疑是一剂良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研读《老子》《庄子》之后，深有感悟，他在《关于人类中心论的信札》中指出——

人不是存在的主宰，人是存在的看护者。

这种理念显然吸收了东亚智慧的精义，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框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十分赞赏庄子关于人是天地万物之一，因而“无以人灭天”^[73]的观点，他在《历史研究》中指出，“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而此类理念正是今日人类克服现代文明病所需要的。

东亚智慧所贯穿的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兼内外的融通精神，行健不息、生生不已的好勤乐生主义，人道亲亲的人文传统，以及德业双修观念、变化日新观念、社会改革意识、厚德载物的文化包容意识、不走极端的时中精神等，经过现代社会实践的过滤式选择和创造性转换，可以成为现代人克服撕裂主体与客体有机联系的“现代病”的一剂良药，对于今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诸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即使是老庄揭露文化悖论的犀利语言，我们也不应因其带有“反文化”倾向而加以简单否定。这类观点因深刻剖析文化进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而富于哲理。这种哲理在文明高度发达，文明的弊端随之日益彰著的今天，尤其显示出锋利的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