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进展将带来利弊并存的双向效应，这一真理较为充分地得以昭现，归功于东亚哲人。东亚智慧关于文明双重效应的认识，以及关于克服文明悖论的设计，对现代人认识并疗治“现代文明病”具有参酌价值。
东亚哲人在对文明进展的正面效应给予肯认的同时，敏锐洞察到文明进展还将带来负面效应。关于后一侧面，《老子》五千言中多有犀利的揭示：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55]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56]
老子这类思想曾经被作为“反文化”观念而遭到批评。其实，老子是通过对文明进展导致的二律背反的披露，向陶醉于文明进步的人们提出警告。这种警告是中肯的，而且，历时愈久愈益显示出深刻性和预见性。
即使是盛赞历史进步的韩非（约前280—前233），在对于由“上古”到“当今之世”的演化加以肯定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文明发达以后出现的问题。例如，韩非谈到文明进步后人口骤增带来的难题：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57]
诸如此类的问题随着文明的进展而层出不穷。可见，古代哲人已经洞察到，文明的进步其实是一柄“双刃剑”，有其利必有其害。(www.xing528.com)
东亚先哲不仅提出文明进步导致的双重后果问题，而且力图设计克服文明悖论的方案，大略言之，有老庄的“回归自然论”和《易传》的“人与天地合德论”。
老子看透了文明将带来的恶果，因而他主张人类应当放弃智慧与伦常，返回自然人状态，所谓“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58]。他号召人们“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59]。庄子则主张因任自然，“不以人助天”[60]，“不以人灭天”[61]。老庄关于防范文明恶果的建议，在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层面，主张回归自然，不干预万物的自然发展，“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62]；就人生个体发展史而言，主张回归童年的“赤子之心”，以杜绝伪善、欺诈，明人李贽（1527—1602）力主的“童心说”即脱胎于此；就人类群体发展史而言，主张回归上古原始社会，“使人复结绳而用之”，回归“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63]的农村公社，甚至幻想过那种“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64]的融化于大自然的神仙生活。
通过回归自然来防范文明弊端的思想，在西方近代也出现过，如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1828—1910）企图用自由平等的俄国农村公社来防范资本主义的弊病，便是突出的一例。这种思想，其顺应自然规律的方面是富于哲理的，但其否定人的能动性、否定文明的积极成果的方面则是消极无为的，其悲观、倒退的主张则不可取。相比之下，《易传》的思想既主张顺应自然法则，又肯定人为的积极效应，并力主自然与人为的统一。《易传》提出的理想境界是：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65]
这里既提出“天不违人”，又提出“人不违天”，以天人相协调为基准，所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66]。
《易传》崇尚“天道”，认为人应遵循天道，不能背逆天道；但《易传》又赞扬“人道”，并主张人应当积极有为地去效法天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此论述天人之际，是深刻而周到的。荀子（约前313—前218）与这一思想相通，而又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的“天生人成”[67]和“制天命而用之”[68]两个命题，在肯认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高度称颂人类创造文明的伟大业绩，这种积极而又完备的认识值得今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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