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跨入文明门槛以前，有过原始思维和野蛮思维，此不具论；跨入文明门槛以后，其思维史大体经历了古典的整体思维，近代的分析、实证思维，进入现代，则在古典与近代的思维奠定的基础上，产生分析与综合统一的新的整体思维，从而完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螺旋全过程。
古典整体思维、近代分析实证思维、现代整体思维的三段划分，是大略而言，各民族又各有自身的特点。例如希腊人在古典时代，与整体思维相比配，分析思维也相当发达，“分析”成为希腊人的格言，古希腊文化中处处显示出分析的力量。推动工业文明诞生的欧洲近代分析、实证思维得以发展，与古希腊的分析思维传统有着内在联系。而东亚智慧古典整体思维发达，分析、实证思维未能得到独立的充分发育，这正是东亚智慧未能导引出工业文明的原因之一。总之，东亚智慧与西方智慧在思维方式上，大体形成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之间的对应关系。
古典的整体思维，其特征是概览森林，却并未详考树木，着眼于事物的统一性，从整体上进行直观考察，并且常用类推逻辑。
近代的分析、实证思维，其特征是详考树木，未对森林作整体把握；或把森林简单看作树木的拼合，着眼于专科研究，竖切一条，割断联系，纵向深入。
现代整体思维则既详考树木，又概览森林，而且不是把森林看成树木的拼合，却认作是树木的生态系统整合，整体大于部分相加。这是一种整体有序、动态相关的思维方式，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系统思维。
现代整体思维作为文明人类思维史的第三阶段，是对近代分析、实证思维的突破与扬弃，这一进程伴随着对古典的整体思维的创造性“复归”。这就是说，思维史上的第三阶段区别于第二阶段，却与第一阶段有着某种类似之处，不过处于不同的层次上。这正如中国清代思想家龚自珍（1792—1841）指出的：
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47]
概言之，东亚的“整体观”同现代整体思维之间存在着否定之否定的逻辑相关性，可以为现代整体思维提供启示源泉。当代中国学者季羡林（1911—2009）则从思维方式角度指出现代文明的弊端及其出路：
目前西方的分析已经走得够远了。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到了尽头，但是已经露出了强弩之末的端倪。……东方的综合可以济西方分析的之穷……至于济之之方究竟如何，有待于事物（其中包含自然科学）的发展来提供了。[48]
东亚整体思维在《周易》中发挥得尤为充分和完备。《周易》有“观其会通”的命题，反对强为割裂事物，力主有机地、整体地看待万事万物，描绘一幅世界生成的整体图式，这便是由阳（—）、阴（——）两爻排列合成的64卦系统。代表天地的乾（
）、坤（
）二卦是万物的起点，“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49]。这是整体观的一种精彩概括，它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从而奠定“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基础。这种整体观念与追求新的综合的现代科学思维颇有相通之处。耗散理论创始人、比利时物理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说：(www.xing528.com)
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50]
这种古与今、东与西的结合，也许正是现代思维发展的方向。
与东方“整体观”密切相连的是“融通、和合观”。“和”，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贯通。中华古典讲“和合”的不可胜数，如《国语·郑语》有“商契能和合五教”之说，《太平经》讲“和合万物”，惠施（约前370—前310）力主“天地一体”，庄周（约前369—前286）讲究“死生存亡一体”[51]，《易传》倡导“天地交而万物通”，佛经讲“因缘和合”，中国化佛教宗派——华严宗以“圆融无碍”为主旨。
求融通、致中和的思想，强调事物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统一，主张以缓和的、调谐的方法解决世间诸问题，意在防范事物走向极端而出现系统平衡的破坏，认为诸事要留有余地，莫走极端，这便是老子所谓：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无穷。[52]
《易传》也避“亢”（过分）而主适度：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惟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53]
这种知进且知退、知存且知亡的“圣人之思”，是“融通、和合观”的真髓所在，它与整体观共同构成东方思维方式的主旨。这种整体、和谐观念和艺术式的综合思维方式的现实意义，可以普里高津的一段话概括：
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首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然性，研究协调与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正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思想对于西方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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