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智慧：中国文化近代转型揭秘

人类自获得初级理性之始，便从太阳升起与降落的对应处所，引发了方位意识。作于3000多年前的中国甲骨卜辞即有先民向东方举行“日出之祭”，向西方举行“日入之祭”的记载；以后，《史记·历书》更有“日归于西，起明于东”的说法；中国先秦诗人屈原（约前340—前278）还因太阳从东方升起而把太阳神称作“东君”，歌咏其“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43]。古希腊人也把太阳升起处称东方，名曰亚细亚；太阳隐没处称西方，名曰欧罗巴。就地理方位而言，东方与西方又是一个相对概念，对欧洲来说，中国是东方，而且是“远东”；但对日本（中国古代称其为“倭国”）来说，中国却是“日没处”的西方，《隋书·东夷传》载，隋大业三年（607），“倭国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倭国使者呈递给隋炀帝的国书，开头语便是“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

“东方”与“西方”不仅具有地理方位意蕴，而且，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由于各区域在地理环境、经济生活、社会结构诸方面存在差异，各自形成独特的、传承不辍的文化传统，因而，“东方”与“西方”又演为特定的文化概念。今日所谓的“西方文明”，约指从希腊、罗马开端的西欧—北美文明系统，“东方文明”则包括以中国为主体，日本、朝鲜、越南及部分东南亚地区为外缘的东亚文明系统，以印度为主体的南亚文明系统，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系统。笔者论及的“东亚智慧”指东亚文明系统提供的智慧，它涵蕴着儒、道、墨、法诸家及中国化佛教的思维成果，还包含东亚民众的种种民间智慧。

孕育出东亚智慧的东亚世界，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以中国为例，精耕细作的农业、技艺高超的手工业，使其经济在16世纪以前处于世界前列，直至18世纪中叶，即西欧发生工业革命前夕，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占世界三分之一，是公认的富庶国家；至于中国宗法伦理的完备、大一统专制帝国的较早确立和强大、儒释道三教共弘的盛大格局，都使封建主林立、精神被神学垄断的中世纪欧洲相形见绌。13世纪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1254—1324）返国后由人代为撰写的游记，处处流露出亲历东方的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敬服之情。总之，就中古世界而言，“先进的东方，落后的西方”，是一个大致不错的判断。

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先进与落后往往互相换位。由于地理环境、经济生活、社会结构等方面因素造成的合力的显著差异，世界诸文明中，唯有南欧—西欧文明在中古晚期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率先实现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两大传统，构成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要素。反之，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都在前近代社会徘徊，以“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兼内外”为特征的东亚智慧在一个时期似乎与现代文明无缘，以致被尊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1835—1901）曾在19世纪大声疾呼：“脱亚”“入欧”方是东方的出路。中国“五四”时代的陈独秀（1879—1942）、胡适（1891—1962）也认为，东方文明已陷入停滞，其现代转型仰赖西方文明的输入与移植。

作为东亚文化圈核心部分的中国，固有的文明体制在近代前夜和近代初期对于时代的大转折反应迟钝，如18世纪末期乾隆皇帝（1711—1799）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1737—1806）时所显示的固步自封、唯我独尊及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又如19世纪中后期，中国正统学术的两大派别——宋学和汉学都未能对社会转型作出积极反应：坚守“纲常名教”“夷夏大防”的宋学家倭仁（1804—1871）等人抗拒变革；而以“名物训诂”为务的清末汉学家，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却坚守逃世主义。只有批判宋学空疏迂腐、汉学支离破碎的经世实学（代表人物如魏源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面去应对“万国盟聘，事变日多”的新时代，充当中国“古学”通往“新学”的桥梁，展示了东亚智慧的生机。

众所周知，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新教伦理为西方现代化提供了启动性的精神资源，而尚未完成时代转换的东亚智慧的主流，特别是居于文化核心地位的官方化、礼教化的儒学未能在18—19世纪为东方提供同类资源，这一反差已被世界近代史所证明。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是那样富于奇趣，正当世人在18世纪末叶以降纷纷皈依以实证精神和分析精神为特征的近世西方智慧之际，以这种智慧为精神支柱的现代文明却于高歌猛进间，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相互关系方面产生愈益加剧的病症。这一方面导致西方文明内部一再产生对现代性的反思，如18世纪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对早期近代文明的批判，19世纪勃发的社会主义思潮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工业文明价值层面病灶的深刻揭示，西方思想界20世纪中叶以降对理性和科技负面效应的警惕与抨击，都是其显在表现；另一方面，曾经被视作落伍同义语的东亚文明，20世纪中后期首先在东亚的边缘地带（我国台湾、香港和日本、朝鲜半岛南部、新加坡）出现持续的经济起飞，继之东亚核心地带的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广大地区，也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这一重要事实使东亚智慧被纳入新的评价及诠释系统，其若干因素逐渐被世人认识到其价值——不仅是“过去时”的美感与魅力，而且是“现在时”乃至“未来时”的启示意义。

基于上述两个侧面，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在现代不仅遭到东方人的批评，西方人自己也一再起来加以修正，德国人斯宾格勒（1880—1936）“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44]。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将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等8种文化并列，认为它们都如有机体，具有生命的周期，历经青春、生长、成熟、衰败等阶段；英国人汤因比（Arnold J.Toynbee 1889—1975）的《历史研究》进一步突破欧洲中心论，批判“泛埃及主义”（一种认为世界一切文明都由埃及、希腊这一母体生发而成的历史观），指出古代埃及、苏末、米诺斯、古代中国、玛雅和安第斯6个“社会”，都分别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出来，又由这6个社会发展出21个社会，它们各有自己的生长、发育、盛极而衰的历程。这种以多元文明史观描述世界历史的努力，打破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完成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至此，一度十分骄傲的西方人重新虚心地看待东方，其先觉者，如称作“世纪智者”的英国思想家罗素不仅看到东方文明的历史价值，而且认识到东方文明现实的及未来的存在价值，他指出：

我们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的显著优点是对生活的目标持一种正确的观念。人们必将期望这两种因素能真正逐渐结合起来。^[45]

罗素所赞扬的“中国人的显著优点”，大约相当于我们所论及的“东亚智慧”。与重智求真，穷究本体（直至上帝、理性或物质），强调主体与客体两分对立的西方智慧大相径庭，东亚智慧讲究仁智会通、德业双修，追求天道与人文相统一的圆融和谐境界。经历现代文明洗礼的东亚智慧，逐步扬弃愚昧成分，日渐显露出特有的魅力。20世纪初叶以来，走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前沿的一些西方思想家，如爱因斯坦（1879—1955）、玻尔（1885—1962）、普利高津（1917—2003）等人，都以浓厚的求知欲望研习东方的《易经》《老子》《佛经》，从中发现疗治现代病的精神启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玻尔，在访问中国后发现，他自以为最得意的科学创见——互补思想，早已由中国的太极图所昭示；中国的阴阳相生相胜、相反相成思想对解决当代物理难题是如此重要。玻尔为自己设计了一枚纹章，在椭圆形图案中心绘着醒目的太极图，以之作为“族徽”。一些现代东亚哲人在对东亚智慧作现代诠释及会通东西方智慧方面，也做出贡献，推动东亚智慧实现类似“宗教改革”的转化，促成世人对东亚智慧刮目相看。

东亚智慧的现代意义，东西方文明交融互摄造成的杂交优势，不仅由哲人们的思辨所论证，更因20世纪下半叶东亚经济的崛起而获得生动有力的证明。日本在“二战”废墟上迅速发展，60年代超过英、法、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资本主义经济大国，现在仍保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地位。又如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还被视作“亚洲孤儿”的新加坡，在1965年立国后的30余年间，迅速发展成一个“伟大的小国”，人均国民收入1996年达31140美元，超过德国（28780美元）和美国（28540美元），名列世界第6位；新加坡还成为世界第一大商港（吞吐量超过鹿特丹、纽约、横滨等名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仅次于鹿特丹、休斯敦），与伦敦、纽约、香港齐名的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世界最大的电脑驱动器制造国。英国前首相威尔逊访问新加坡时说：“我们首创了工业革命，但我们的工业革命经历了150年，而你们进行这种非凡的革命只用了15年时间。”这既是对新加坡的评论，也可以说是对整个工业东亚的评论。新加坡这个人口不足300万、面积640平方公里、基本没有矿藏资源的微型国家，何以能在不到半个世纪间创造这样的奇迹？原因当然是多方面：作为英国殖民地时期奠定的现代化设施及人力基础，充分利用“二战”后科技革命和世界市场提供的机遇，都是至关紧要的因素，但经过现代转换的东亚文化传统，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以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崛起的华人企业家为例，他们的自制与节俭、敬业与勤奋、信用与信誉、重教与善贤等东亚智慧与西方的科学管理、生产组织相结合，显示了卓异的效果。新加坡前驻日本大使、实业家黄望青（1913—？）为新加坡现代企业精神列出如下公式：(www.xing528.com)

西方电脑式的计划＋东方勤俭的美德

新加坡已故总统薛尔思（1907—1981）将新加坡现代化成功经验概括为如下公式：

新加坡现代化＝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

需要补充的是，“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并非东亚传统的全盘移植，而是经过选择的和进行了现代转换的。

“二战”后东亚的现代化实绩已经引起世人的关注，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1925—　）指出：

从1945年到1995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亚洲从贫穷走向了富足，这期间其人口总数增长了4亿，而贫困人口却由4亿减少到1.8亿。世界银行已宣布，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和任何区域，都未像当今的亚洲这样取得如此惊人的经济增长……

亚洲正以其特有的“亚洲模式”运行，使经济步入一个鼎盛时期。90年代是“亚洲时代”。当进入2000年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亚洲将跃居世界领先地位。^[46]

继中世纪末叶的马可·波罗时代之后，世界再次把惊异的、渴求的目光投向仁智会通、德业双修、天道与人文统一的圆融和谐的东亚智慧，试图从东亚智慧与西方智慧的比较与综合中，寻觅人类较为健全的发展路向。东亚人在开辟现代化路径时，也不再单单关切西方文化的引入与应用，不再把西方模式视作普遍性典范，不再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而致力于从自己的传统与西方传统的参校比勘中创造新的范式。总之，东亚智慧日益为现代人提供反省、补正西方智慧的精神资源。

如果说，18世纪和19世纪是西方智慧独领风骚的两百年，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则是东西方智慧互补共荣的世纪，未来的21世纪将继续深化这种东西方智慧互补共荣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