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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智慧合诊:疗治现代病

时间:2023-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随着现代化向纵深发展,西方智慧逐步显露出弊端,而古老的东亚智慧经过西方智慧的磨砺和现代诠释,在现代生活的地基上日渐展现生命活力。“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准则,“高产乃是为善”的劳动道德,都是从东亚智慧引申出来的行之有效的现代企业精神。对“东亚智慧”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功能加以探讨,是当下人类的一项必要功课。因为,只有对“东亚智慧”的真实价值作深入开掘,东亚智慧与西方智慧“真正逐渐结合

东西方智慧合诊:疗治现代病

现代文明作为一柄利弊并存的“双刃剑”,在赢得巨大正面效应的同时,也引发种种负面效应,前文所列诸项不过挂一漏万,却已经可见严重性,将其称作“现代病”,并非危言耸听。

现代病林林总总,归结起来便是——工业文明诞生以来日益滋长起人类自大症和急功近利、及时行乐的短视症,加之现代人掌握了空前强大的工具理性,对于由自然、社会人文三重因素组合的生态环境造成渐趋加重的毁损,人类文明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历史的“前发展”和“低发展”阶段,人类也曾留下破坏生态环境的记录,但大体言之,那时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基本维持着原始的可持续性,而“高发展”的工业文明则打破了这种原始平衡,人类由屈从自然变为征服自然,以空前规模开采不可再生资源(如各种矿藏),恣意干扰可再生资源(如森林、草场)天然循环的生物链,在创造巨量财富的同时,又危及地球给人类提供的生存与发展的支持系统;此外,在人群内部(如国家间、民族间、利益集团间)盛行以邻为壑,漠视他人及后人利益,置整体于不顾,置未来于不顾。这是一种背逆天道与人道的不可持续的进路,若不改弦更张,最终必将使人类走入穷途末路。

现代人面临的危机,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文化的危机,也即自工业革命以来,由机械论世界观和方法论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三重互动关系失调造成的危机。因此,疗治现代病是一项综合调整的工程,它需要运用整体的、生态的观念思考并指导实践,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双向互动关系,实现人类在能力、情感道德等方面的全方位成长,使发展学观念,从“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协调发展理论”转化,进而促成经济及社会走上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轨道,既保障当代人之间的公平性,兼顾国家主权与国际公正,又保障世代间的公平性,在满足人类当前需要的同时,又不削弱子孙后代发展的可能,并使环保与发展并行不悖、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得到全面进步。归根结底,可持续发展的进路,是尊重规律,也即顺道而行的进路;是与道合体,可久可大的进路。它既是发达国家的当务之急,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预为筹划的。

为了谋求这一关系人类前途的战略问题的解决方略,必须调动人类的全部精神资源——从时间向度而言,应当利用古往今来的智慧,克服传统与现代紧张的二元对立状态,使传统与现代在对话中共同谋求克服现代病的出路;从空间向度而言,应当利用东西方各国度、各民族的智慧,走出东西方之间相互排斥、彼此对立的误区,求得异质文化间的互补与共荣。诚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4)所说:

人类在向更高级的组织和联合形式进展的过程中,在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许多统一的任务之中,我想最重要的任务就莫过于欧美文化和中国文化之汇合了。[38]

只有在对古今东西智慧全面整合的基础上,经由现代人类的创造性实践,方有可能寻求世界文明的较佳出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东亚智慧的现代意义逐渐被世人关注与思考。

东方民族没有自发走出自然经济的故道,未能直接引导出经济理性主义,现代化是在“两希”(希腊、希伯来)文明传统基础上,由西欧首先启动的。英国思想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指出,西方文明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古希腊文化,二是希伯来人犹太教及其伦理观,三是近代工业化,它本身又是近代科学发展的结果。这三方面分别可举柏拉图、《旧约》和伽利略为代表。从古希腊文化中引导出文学、艺术、哲学和纯粹数学,还有社会观中的优雅部分。从犹太教那里引出妄信、原罪观念、道德的激情和宗教的偏执,还有民族主义的某些部分。从应用于工业化的科学中引导出强力和强权感,同时也引出经验的方法,以获得真正的知识。[39]这三方面的要素决定了西方的精神,也可称之“西方智慧”。罗素本人以《西方的智慧》为题留下一部名著。曾经于20世纪20年代游历中国,并对中国及其文化怀抱友好的罗素在与西方智慧相比较中,又对由中国所代表的东亚智慧作过这样的概括:中国人的特性主要是在孔子的教导下结合老庄和佛教思想长期陶冶的结果,表现为幽默、克制、谦逊和平等的尊严,其显著优点是对人生目标的公正概念、宽容和深思的和平精神。

19世纪中叶以前,东亚智慧与西方智慧虽然偶有交流,但基本上各自独立发展,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门户被西方的炮舰和商品所打破,东西方两种长期平行运作的智慧开始交锋,被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智慧是获胜一方。“东亚智慧”在败落之余,曾经被视作落伍、过时的历史陈迹,关爱者也只能从中引发“思古之幽情”。然而,随着现代化向纵深发展,西方智慧逐步显露出弊端,而古老的东亚智慧经过西方智慧的磨砺和现代诠释,在现代生活的地基上日渐展现生命活力。例如,“以人为中心”“社团意识”和“面向发展”,作为现代化“优等生”的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现代企业家经营管理的三大特点,正在显示积极效应,而它们正是通过对东亚智慧的创造性诠释方得以形成的,其精义在于把企业、公司视为一个“人”的社团,是富于人情味的组织,而不仅仅是完成某种经济职能的操作工具。“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准则,“高产乃是为善”的劳动道德,都是从东亚智慧引申出来的行之有效的现代企业精神。此外,道家的“自然无为”,“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的观念,也被一些现代企业家活用。佛学中的慈悲心、依托感和淡泊观,对于疗治现代病也有显著功用:慈悲心体现的社会良知和人际关怀,是对工业文明强调利益原则的一种救正;依托感可以转化为社会、企业的归属感,弥补现代社会的人际疏离;淡泊观则能抑制非分私欲的膨胀,令人得到内心的宁静,成为现代社会推许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惩罚机制的一种补充。(www.xing528.com)

20世纪下半叶工业东亚的崛起,使人们以异样的眼光审度东亚智慧,而东亚智慧在当下被人们再度发现其价值,又决非偶然,就人类思维的长时段历程的发展规律而言,有着内在的必然性。

对“东亚智慧”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功能加以探讨,是当下人类的一项必要功课。因为,只有对“东亚智慧”的真实价值作深入开掘,东亚智慧与西方智慧“真正逐渐结合起来”方有可能;而东西方智慧的结合,正是人类未来文明的健康走向。

现代人求教于东亚智慧,当然不是要放弃现代文明,回归农耕时代,去过“小国寡民”“刀耕火种”生活,像厌弃现代文明的托尔斯泰那样,脱离喧嚣的城市,到俄罗斯农村公社去用木犁耕田,而是在“退却与重回”中获得原创性动力,在充分肯认现代科学技术、发挥现代生产力的前提下,赢得解救“现代文明病”的“精神处方”,求得天人之际的和谐原则与中道精神。

笔者以东亚智慧观照现代文明,探索其出路,也决非抹杀西方智慧的价值,而是试图在东西方智慧间寻求“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就其相通、相同之处而言,东西方智慧可以相互映照、彼此参酌,诚如中国南宋哲人陆九渊(1139—1193)所谓:“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40]就其相违、相异之处而言,东西方智慧之间正可彼此辩难、推引。如西方智慧强调“征服自然”,东亚智慧主张“善待自然”;东亚智慧崇尚伦理秩序,西方智慧张扬个性发展;东亚智慧遵循共同体原理、西方智慧遵循市场原理。这两种文化走向曾经被认为水火不相容。然而,现代社会的实践,尤其是工业东亚的新鲜经验证明,貌似格格不入的东西方智慧有可能找到结合点,而这二者的辩证融会、综合创新,也许正是人类未来文明的出路。(见下图[41]

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在论及他所著的《明儒学案》时说:“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42]本文也意在提供若干“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供海内外诸君子“著眼理会”,相与切磋,以求达到东西方智慧的交融互摄,获得某些有益世道的启示。

就现代文明的诞生和拓展而论,西方智慧做出过卓越责献。而且,西方近世思想家和史学家,如黑格尔(1770—1831)、孔德(1798—1857)、兰克(1795—1885),曾经运用西方智慧构建历史哲学,并用以描述世界历史,人类首次拥有了世界史学。当然,西方史学其视角难免有“西欧中心主义”的偏颇。20世纪以降,斯宾格勒(1880—1936)、汤因比(1889—1975)、斯塔夫里阿诺斯(1913—2004)等西方史学家,试图以“世界主义”纠正“西欧中心义”,用多元文明观念描述世界历史,这是一种进步。然而,迄今所见的世界历史著作,仍然远未达到东西方平衡,这不仅体现在那些历史著作描述西方以外的世界过于简略,而且表现在未能充分运用渊深的东方智慧观照世界历史。其影响所及,今日西方人,尤其是他们的政治领袖,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继续奉行西方中心主义。现在到了认真救正这种偏颇的时刻。

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说,每一个不同的大文化单位,皆有其对世界史的特殊描绘。东亚人对世界史的特殊描绘,决不意味着继“西方中心主义”之后,去构建一个“东亚中心主义”与之抗衡。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运用经受现代文明洗礼、筛选和磨砺的东亚智慧,考察世界历史进程,提供一种观察世界历史的视角,从而对既往的文明史作出富于创意的诠释。这种视角非但不排斥西方,而且给予西方智慧以充分的同情理解,并与之相互补充,相互发明,从而使我们的历史观因此获得东西方智慧的双重滋补,成为一种平衡发展的、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观。这种努力或许可以较为深刻地剖析人类文明,为已经赢得巨大进展而又患着“现代病”的今日世界提供精神疗治的灵感之源。这样做,不惟有益于东方人,而且有益于西方人,归根到底是对全世界的一种贡献,因为,世界文明本来就是一种多元互动的过程,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将因这一过程而相得益彰。

在这一意义上,本文是一份邀请书:遨请世界诸文明为着疗治现代病,谋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道而相互赞画、彼此砥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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