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病：人的异化与社会失衡的探究

就人与社会的关系及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一侧面而论，现代文明取得社会契约化、法治化、民主化及人的个性解放等重要进展，却又带来社会的失衡和人的异化，金钱与权力拜物教的极度膨胀导致的物欲主义泛滥和道德沉沦，两种文化（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割裂等令人困扰的问题层出不穷，造成人变为单向度的片面的人；精神价值的失落，人性萎缩与畸变，显示着个人失调以致社会失调的危险趋向。早在19世纪中叶，古典的工业文明蒸蒸日上之际，就已经显露出工业文明的进展带来的社会问题：

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只要这一点在劳动范围内可能做到的话）；它把这些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31]

20世纪以降，随着工业文明的长足进展，享受着现代化成果的人类越益深切地感受到——

1.财富与幸福不一定成正比，甚至成反比。由市场经济所启动的现代化进程，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价值系统，有自由、平等、效率、创新、开放等特性，这较中古社会的权力本位、停滞、封闭、守旧是一种时代性跃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在“看不见的手”——利益的推动下运作，其思想动力不是善良、公正和奉献精神，而是利己心和对财富的贪欲，是“恶”这一杠杆左右着社会的演进。这既诱发了现代社会的活力，同时又使人产生强烈的疏离感、无力感，泯灭宝贵的灵性。因此，现代化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人们幸福感的全面增长，正如美国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E.雷恩（Robert E.Lane）一篇文章的题目所表示的——《市场经济的乐趣缺失》。这篇文章用社会学统计方法揭示1972—1994年间，美国人幸福感和满足感日趋下降，有非常快乐感受的人的百分比，由1972年的34.9%降至1994年的29.5%；婚姻幸福感由1973年的67.8%降至1994年的60%；工作满意度由1972年的50.8%降至1994年的44%。总之，“在经济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沮丧”^[32]。诚如阿尔·戈尔所说：“我们似乎日益沉溺于文化、社会、技术、媒体和生产消费仪典的形式中，但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自己的精神生活。”^[33]这种物质文明增进与人们精神愉悦不成正比的情形，在现代化方兴未艾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存在。例如，1992年中国首次举行的全国性社会人际关系现状抽样调查表明，大多数被调查者对人际关系状况深感忧虑：72.8%的人认为“人都变得自私了”；71.9%的人为“人心难测”须谨慎提防而苦恼；78.2%的人为“不送礼办不成事”的现象而操心……这一社会统计资料从一个侧面显示，发展中国家一旦步入现代社会轨道，人与人相互关系领域“恶”的因素便疾速衍生和膨胀。

2.财富增长与道德提升的矛盾。进化史观曾经描绘过一幅图景——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人的道德水准也随之提高。然而，现代化的进程却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美国《读者文摘》曾在亚洲3个超级都会、5个大城市和6个普通市镇共14个单位做一试验：将140个皮夹每地放10个，每个皮夹里都有人名、当地住址、电话号码、优惠券、约折合10～50美元的当地货币现款。归还率最高的是新加坡（9个），其次是韩国仁川（8个）、印度特里凡得琅（8个），归还率最低的是香港（3个）。调查者的结论是，亚洲的穷国比起生活程度较高的地方并不逊色；诚实与否，与财富或社会地位无关。财富增长与道德提升之所以不成正比，甚至有时出现反比，乃是因为工业文明赖以发展的价值法则、利益原则并不能自发地提供道德升华的土壤，而且往往会消解善良、诚实、仁爱等道德信条，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早就对此有所揭示。因此，经济生活领域屡试不爽的价值法则、利益原则不能简单移用于人的精神领域，更不应覆盖人的道德世界。精神领域和道德世界应当另有宗旨。

3.兽性张扬，退回“丛林规则”。工业文明唤醒了“欲望”这一巨无霸，它既调动人的多方面能力，去创造财富，征服未知领域，又煽起了人的动物性本能，导致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盲目发展与空前膨胀。更有甚者，吸毒、卖淫、性混乱等违逆人性的丑恶现象在现代社会蔓延。毒品交易额仅次于石油和武器，成为世界第三位“货品”，从南美安第斯山脉、东南亚“金三角”，到纽约、巴黎等大都市，从富裕社会到穷乡僻壤，都有被大麻、迷幻药所左右的无法自拔的瘾君子。卖淫这一古老的行业，竟在现代得到大发展；性自由、群婚杂居，则显示着一些现代人向早已被文明人扬弃了的“丛林规则”倒退。影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与性，以生动直观的形象向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展览着人的兽性一面的狰狞，加剧了这一倒退现象。即使在以“现代礼仪之邦”著称的新加坡，当下也面临道德危机，一是犯罪、吸毒、色情、嬉皮、离婚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二是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怕苦怕累、工作精神退化、不赡养老人、年轻夫妇不愿生孩子等现象有增无减。现代社会在信仰领域发生的危机触目惊心，其极端表现是邪教迭出，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人民对殿教”诱使数百人到亚马逊丛林自杀“升天”，90年代的邪教“天堂之门”又有类似大规模诱人自杀“升天超度”的恶行发生；日本90年代的奥姆真理教则研制沙林毒气，在东京地铁站投放，并已制订更大规模的投毒计划。加入这类邪教的，往往并非无知文盲，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博士、硕士不乏其人，但他们精神迷茫，走火入魔，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现代人类面临的信仰危机的深刻性。

4.战争频繁，破坏力空前加剧。工业文明造成的“二律背反”，在20世纪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国家及国家集团之间为着争夺市场与原料基地试图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从而一再引发战争。1914年至1918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33个，卷入战祸的人口在15亿以上，死伤3000余万人，经济损失约2700亿美元。1937年至1945年由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有60多个国家及地区、20亿以上人口卷入战争，其破坏程度更大大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半个世纪，局部战争此伏彼起，军备竞赛每年消耗数以千亿计美元。战争虽然古来即有，但现代人因工具理性的空间强大，战争的规模和破坏性不可同日而语。20世纪末叶，随着两大阵营对垒格局的终结，世界大战威胁缓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局部战争仍未消弭^[34]，种族及宗教派别间的无谓冲突与相互残杀，仍然在各地发生，亟待加强各文明、各宗教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鼓励以“和而不同”精神达成相互妥协。而且，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发明核武器以来，核威胁如同悬在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自此，人类已经成为地球上出现过的数以千万计的物种中唯一具有毁灭地球能力的物种。人类必须时刻以此自警。(www.xing528.com)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降世界大战的威胁已经减轻，但主权国家从狭隘立场出发所带来的各种冲突和对环境的破坏却有增无减，核废料和生活垃圾由发达国家运往穷国，核试验在远离本国的公海、靠近其他国家的地区进行。人类急需在一些领域突破主权国家的偏狭观念，打破双重人权标准，建立地球是平等生命的共同家园意识，并使之付诸行动。

5.不公正现象滋长。按照理性主义的预言，现代化必将增进社会公正，逐步消除贫富差别，使各类人都过上丰裕的生活。然而，近两三个世纪的实践证明，现代化并未消除不公正现象，贫富悬殊继续增长，这既体现在一国之内穷人与富人财富占有量差距的扩张，还体现在穷国与富国间人均收入悬殊的加大，即“南北问题”日益尖锐化——发达国家步入“后现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在“前现代”徘徊，“极度富裕”与“食不果腹”并存于我们这个星球的不同角落，国家间、个人间贫富悬殊和发展阶段的不平衡性造成的隔阂与冲突，是横亘在人类之间的鸿沟，富国、富人、领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主动缩小差距，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正与机会，已经成为时代性要求。

在协调国与国相互关系方面，现代人类正在竭智尽力，各国度、各民族都为此采取种种措施，国际社会也作出努力，其中联合国便是现代人通过处理国际事务，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机构。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以各国人民拥有平等权利及自决权这一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作为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以达到上述共同目的。这一宗旨显然是针对当今世界存在的种种危机而提出来的。联合国当然不能包治百病，但这个组织的建立和运作，显示了人类在寻求公正、和平与协调发展方面所作的共同尝试。

6.信息爆炸与生活虚拟化。以电报为开端，人类把知识信息传播同一般物体传递区别开来，电子传媒更使信息迅疾传播，加快了社会生活运行的节奏。资讯日趋发达，本是一大文明成就，但当日趋强大的新闻媒体屈从于金钱或权力时，又有误导、欺骗公众的更大危险。计算机的普及化是人类的福音还是潘多拉盒子，似乎也是两种可能并存，它带来的巨量信息使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剧增，但在信息时代，“信息的生产开始大大超过我们运用信息的能力”^[35]，“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完全是自作自受的危机：我们淹没在信息之海中。我们已生产了过多的数据、统计、词语、公式、形象、文件、宣言，以致我们不能消化它们”^[36]。电子设施的无所不在，还使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生活虚拟化、符号化，诚如切特罗姆所说：“广播（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各种现代的大众传媒——引者）就像《旧约全书》，能听到圣人教诲，却看不到他。”^[37]以致传播媒介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而且竟然充当起“自然”本身。在这样的环境生活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容易与自然、社会疏离。使青年一代更多地亲近自然与社会，接触更多的真实生活，培养健全的“人”的情感，建立与万物亲和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因为信息不是知识的替代物，更不是智慧的替代物。智慧有赖人对生活、自然、社会的直接体悟。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人类在认识上及实践上正确处理“人—信息—实际生活”三者的相互关系至关紧要。

总之，现代化的推进使人类掌握愈益强大的工具理性，然而，价值理性层面却未能得到均衡发展，这种失衡使人变得畸形，因文化错位而引起心理异化，呈现无奈（无力监督事态）、茫然（觉得个人对社会事物不可理解）、离经叛道（用社会不赞同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文化隔离（否认社会公认价值）、自我隔离和社会孤立（觉得自己被周围人所拒绝和排斥），某些领域甚至回返人相夺、人相食，极而言之是“人的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