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病：人与自然关系紧张

就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而言，工业文明降临的两三个世纪间，尤其是在20世纪，发生了根本变化。

此前，无论是在延续百万年之久的采集、渔猎经济时代，还是在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时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大体协调，当然，由于人类的短视与盲目性，其实践活动已缓慢地破坏着生态环境，也曾导致中国黄河流域从先秦至明清三千余年间生态环境渐趋恶化，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南亚哈拉巴文明、中美洲玛雅文明消亡等严重事态，但就总体而言，这时的人类尚没有摆脱对自然的依附与敬畏，对生态环境的干扰、破坏的力度有限，加之自然界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与再生能力，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间保持着“一体不二”的关系，维持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原始可持续性”，中国古代哲人“天人合一”^[24]“民胞物与”^[25]的思想，印度佛学“依正不二”^[26]的信念，正是对于人类与环境保有天然和谐状态的一种观念升华。

主要由西方智慧引发出的现代工业文明，中断了农业文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原始可持续性”。工业文明的信条是“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将自然对象化，强调人的自觉活动对自然的干预与塑造，使人与自然走向对立。这种理念首先导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论。《旧约·创世纪》：

上帝说：我要照我的形象，按着我的样式造人，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爬虫畜牲。

依据此论，人类作为最近似上帝的存在，有理由支配自然，令其为自己服务。古代中国也出现过类似思想。如成于南北朝，流行于唐代的《阴符经》认为，人类为了生存，必须窃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盗也；万物，人之盗也；人，万物之盗也。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揭示了人与自然互相掠夺的关系。但这类思想在传统中国不居主流。而且，从世界范围而言，在古代与中世纪，人类因为不具备征服自然的强有力的手段，这种人与自然相分离、相对立的思想尚未获得强大的实践能力。时至近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近代初期，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认识自然，以便征服自然，他还致力于从思想体系上锻造征服自然的“新工具”——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的理性方法。笛卡儿（1596—1650）进而将主体与客体截然两分，认定作为主体的人类有权将作为客体的自然视作一堆无生命的资源，可以任意掠取。牛顿（1642—1727）则使这种理性方式升华为近代科学体系。此后半个世纪，在产业革命行将到来之际，英国人瓦特（1736—1819）于1769年首创燃煤的带冷凝器的蒸汽机，实现热能向机械能的转化。以此为开端，人类拥有越来越强劲的征服自然的能力，与此同时，在“笛卡儿式观念”指引下的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这首先表现在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采掘上。

如果以人均耗费能量作为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标志，下列数据是富于典型意义的——

《大英科技百科全书》载，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每人每天的能量消费（以千卡计）分别为：

原始人时期：2000；

渔猎社会：5000；

原始农业社会：12000；

高度农业社会：26000；

工业社会：77000；

后期工业社会：230000。

这就是说，现代人的人均能源消费为原始人的115倍。如果将自原始人时期到现代世界人口成千倍的增长计算进来，那么现代世界每天的能量消费则为原始人时期的数十万倍，其中绝大多数消费来自不可再生能源。

按照“天人合一”“依正不二”原理生活的东方人未能自发地走出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轨范，停留在“前发展”的原始农业社会或“低发展”的高度农业社会；而以犹太教—基督教及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从主体和客体两分的思路出发，将人与自然离析开来，对立起来，从而走向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的路径，率先跨入“高发展”的工业社会。被理性这一“思想新工具”和机器这一“物质新工具”武装起来的现代人，开辟了文明史的新纪元。

以“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为行动指针的工业文明在造就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因为人以自然为征服和索取的对象，很少注意自然资源的养护与再生，牺牲环境求得发展，并使经济活动规模超过环境和寓于环境中的自然资源的承受程度，已经带来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诸如环境污染、温室效应^[27]加剧、资源系统崩溃，等等。其情形是触目惊心的——(www.xing528.com)

1.人口爆炸，人均资源占有量锐减。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而无论生产还是消费，都须仰赖自然资源作支撑。因此，人口数量与自然资源的合理配比，直接关系着文明的健康、持续发展。全球人口从百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数万人，增长到今日的数十亿，其间有三个激增期，目前正处在第三个激增期之中。工业文明提供的医疗系统，如18世纪末牛痘免疫技术的发明与推广，20世纪前半叶磺胺类药物、抗菌素药物相继发明和推广，大大降低死亡率，却未能成比例地降低出生率，导致人口急剧上升，给粮食、住房、交通、教育、就业、资源、医疗、保健、生态平衡等方面造成巨大压力。现在全世界每天有25万个婴儿诞生。世界人口在近30年间增加1倍，现已超过70亿，21世纪中叶将突破100亿，逼近地球的人口承载极限。尤其值得担忧的是，发达国家人口已得到控制（德、法等国人口增长率为零，甚至出现负增长），又伴之以人口高龄化趋势，而第三世界各国人口却在高速增长（发达国家一位妇女生育子女的平均数为1.5，非洲国家则高达6或7），人口数量激增，人口质量下降，并导致整个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耕地、森林、淡水等各种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迅速下降，生存条件趋于恶化。

2.城市膨胀和畸形发展。现代文明的重要后果之一是城市化，其突出表现是超级城市迅猛发展。这一方面造成经济及社会功能的剧增，正如恩格斯描述的19世纪中期的伦敦：“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28]，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地价暴涨、绿地不足、水电供应困难、交通拥塞、“三废”剧增等，均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29]。世界上人口超过800万的超级城市，1950年仅有2个，即美国的纽约（1230万人）和英国的伦敦（870万人），1995年则增至22个，其中大多数在第三世界国家，诸如墨西哥城、孟买、加尔各答、上海、北京、圣保罗、里约热内卢、拉各斯、卡拉奇、开罗，人口都在一千多万至二千多万，其生存环境恶劣。仅以这些超级城市蓄水层水位下降而论，便触目惊心：墨西哥城蓄水层水位下降11英尺，北京地下水位下降6.5英尺，均逼近危险临界线。

3.森林破坏，沙漠化蔓延，生物多样性急剧损失。据专家测算，几万年前地球曾有76亿公顷原始森林，覆盖着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三以上，这一数字在农业文明近万年间因农田垦殖而缓慢递减，到1863年，全球森林面积为55亿公顷，此后则大大加快了递减速率：1969年下降到38亿公顷，1981年仅剩25亿公顷，1995年则不足20亿公顷，以中美洲为例，1950—1990年间失去的森林比以前500年还多。中美洲面积最大国家危地马拉森林覆盖率1960年为75%，1990年降至39%；同期哥斯达黎加从49%降至27%。亚洲的泰国、菲律宾等国的森林覆盖率也从20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90年代的30%以下。同森林缩小相共生的是沙漠的扩张，如世界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不仅在南沿向非洲草原、森林带发展，向北已进入西班牙和意大利。东欧的高加索地区也首次出现沙漠。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土地沙化趋势日益加剧，不断吞噬耕地和草场。如果说，温带森林在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叶已经遭到破坏，那么，热带雨林（如南美亚马逊河流域、非洲刚果河流域、东南亚地区）在20世纪下半叶也正在迅速消失。

森林作为“地球之肺”发生严重损伤，后果不堪设想，仅以造成水土流失而言，便很难弥补，因富含有机物的表土需历数十万年方能形成，而印度因滥伐森林导致每年丧失60亿吨表土，中国的情况更为严重。^[30]与此相伴的是物种发生非自然消减，现在全世界每天约有45至270个物种灭绝，物种消亡率比一个世纪前增加上千倍。人类若不采取积极措施，在今后几十年间，现有的3000万个动植物物种有四分之一将永远从地球上消失，这意味着生物界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大自然生物链的人为断裂，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更有甚者，人类已经掌握足以毁灭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生命的力量。这不仅指核武器的毁灭性杀伤力，还包括生物技术带来的可能后果：任意改变动植物基因，导致疯牛症、生物病毒人为扩散等，还会导致人的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这就迫切需要通过以国际公法方式制定“技术伦理”。

4.耕地缩小。农业耕地是迄今基本的粮食等农产品供应地，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命脉所系。然而，现代文明的种种设施（道路、住房、厂房、机场等）不断蚕食耕地，导致耕地锐减。世界耕地面积1981年达到7.32亿公顷的最高纪录，此后逐年减少，1996年仅存6.96亿公顷。加之人口增长，人均耕地面积收缩显著。以人均粮食作物耕种面积计：1950年0.23公顷，1980年0.16公顷，1996年0.12公顷，预计2030年仅为0.08公顷，届时粮食问题将更加尖锐。与此同时，人类盲目占用耕地的趋势还在加剧，如韩国已有高尔夫球场86个，近期将再建200个，还有200个的修建计划有待批准。日本现有高尔夫球场2016个，占去土地面积相当于整个东京。类似滥建高尔夫球场的浪费耕地行为，是一种现代文明使地球无力承受的“奢侈”。

5.不可再生资源巨量消耗。如果说，森林、草地是可再生资源，人类应注意养护，不得破坏生物链的有机关系，使这类资源不断循环、再生，那么，对于大自然的不可再生资源则尤须珍惜。金属矿藏不可再生，石油、煤炭则是数千万年累积的古生物化石，是不可再生的燃料。在“低发展”的农耕文明时期，对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有限，而进入“高发展”的工业文明，两三个世纪间不可再生资源疾速开采，消费量剧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陆续发现超级油田，其开采成本大大低于美国、墨西哥、印尼等地的老油田，从而为战后经济提供空前廉价的能源，1970年前后，一桶原油的国际市场价格为1.3美元，仅为20世纪20年代实际价值的六分之一。价廉而又便于运输的石油的使用，是战后经济繁荣的重要动力之一，它也助长了工业革命以来无节制耗费自然资源的趋势。“经济增长”与“人均资源消耗增长”成为同义词。其直接后果是不可再生资源的迅疾耗费，以石油为例，根据各种不同的统计，现已探明的全球石油贮藏量，以目前的开采量仅能维持30～40年，天然气的情况大体相似，煤炭约可供开采800年。

当然，也有一些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地下矿物资源可供开采的时间更长一些，但对于漫长的人类史而言，几十年、几百年都是短暂的时段。

6.人类的生存依据——空气与水被大规模污染。现代文明不仅在急速地消耗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干扰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再生系统，而且产生巨量有害废弃物。工业化造成煤炭、石油等含硫的碳氢化合物每年数十亿吨被燃烧，排放出含有SO2和CO2的滚滚烟尘，酸雨区扩展，呼吸清新空气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奢侈；工业废水及溢油大面积毒化着江、河、湖、海，食用洁净饮水已是现代人的渴望。总之，当下的地球，充溢着纯洁的空气与水的“净土”已属难能。塑料的发明与使用，给人类带来许多便利，但无法自然消解转化的塑料废物，已经成为地球上严重的“白色污染”，若不及时寻求解救之方，人类将会被这一人类制造物所淹没。工业经济的排放物还会导致意料之外的严重后果。如制冷所用含氯氟化物质（如氟利昂）进入大气层，可以耗损臭氧层。据世界气象组织的长期观测证实，近25年来，全球臭氧层总量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相比减少了6%～7%。科学家1995年10月发现，南极上空臭氧层破洞的面积已达南极大陆的1.5倍；1997年8月，南极上空臭氧层含量减少15%～25%。臭氧层遭破坏的情形，除热带地区以外几乎遍及全球。臭氧层具有隔离有害紫外线的功能，它的被破坏，人因紫外线过度照射而增大皮肤癌、白内障的患病率，其危害是普世性的。

今日人类必须考虑：我们为子孙留下什么？难道是一个环境恶化，令后代无法生存的世界？

概而言之，现代人类正在榨取、掠夺自然，为了眼前利益，人们正在愈益迅速地“透支”子孙后代享用的资源份额，并破坏着唯一可居住星球的环境，这无异于剥夺子孙后代的生存权利。

1992年11月，世界1571名科学家（内有9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199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法国人乔治·夏尔帕克）联名公布一份长达4页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此文件开宗明义指出：

人类和自然界正走着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

这份文件将臭氧层变薄、空气污染、水资源浪费、海洋毒化、农田破坏、滥伐森林、动植物物种减少以及人口增长列为最严重的危险。时至今日，这些问题都已超越区域性和战术性，而具有全球性、战略性。

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自觉防范人与自然协调关系的崩解。当下人类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大自然因超负荷掠取而失去固有的生态平衡，而失衡本身已经给予人类以有力的回敬。如果人类不能改弦更张，善待自然，那么自然的铁腕必将给予人类更猛烈无情的报复，人类在以往若干世纪取得的文化成就将化为乌有。地球本是人类唯一共有的家园，但现代科技把大地变成征服对象、原料索取处、废料排放处，一切自然事物都被纳入以人为中心的技术生产系统。如果听任科技巨大能力对自然无限度的掠夺、榨取，人类必将在不久的未来耗尽地球的资源，破坏其生态系统。地球有可能变成如同火星那样不适宜高级生物生存的死寂的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