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研究成果

术语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语义研究。人类被称为“语言动物”。语言是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文化现象，故语言从来与历史及文化脱不开干系。而在构成语言的语音、语法、语义三要素中，语义的历史性和文化性又最为深厚。“语义学”是研究词语意义的学问，中国传统称“训诂学”。用通俗的话解释词义谓之“训”，用今语解释古词语谓之“诂”，清儒将这门解释古书中词语意义的学问发挥到极致。清儒多走从字义明经义的理路，如戴震（1723—1777）所说：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与是仲明论学书》）

本课题循“由词通道”之理路，以术语为窗口考析近代中西日文化的互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由字词分析进入概念分析，再进入历史情境和形上之理的求索，使语义辨析更多地赋予现代语用性与思辨性，较之偏重古典语义的训诂学，其探讨领域更广，包括字音、字形与意义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义构成的因素，语义演变的法则等都在研讨范围。

我们的研究既然与“意义”发生关系，也就必然与历史及文化相交织，因为“意义”深藏在历史与文化之中。本项研究从个案考察入手，进而在综合论析上用力，试图从历史的纵深度和文化的广延度来考析词语及其包蕴的概念生成与演化的规律。陈寅恪有“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名论，探讨时下通用的关键词的演绎历程，其意趣并不止于语言文字的考辨，透过运动着的语言文字这扇窗口，我们看到的是历史文化的壮阔场景，故这种考辨展开的将是婀娜多姿的文化史。

近代中国文化的古今转换与中西对接，标志之一是西方学术分科观念的引入，及其与中国传统学术相结合，形成新的现代学术分科体系。^[2]晚清以降，随着西力东渐的扩展，“格致学”（自然科学）诸科自输入后迅速生长，成为重要的学科门类；另一方面，中国固有的经学、史学等分化、重组，形成文学、历史、哲学等科，实现了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的转换。清末外交家薛福成（1838—1894）是较早对学术分科加以介绍并作出肯定性评价的中国士人。他1890年任“出使英、法、义（意大利）、比四国大臣”，对欧洲各国学术分科发展印象深刻，他发现，与中国官员“若谓工其艺者即无所不能，究其极乃一无所能”大相径庭，欧洲各国担任外交、军事等官职者，“数十年不改其用焉”，“数十年不变其术焉”。薛氏进而评论说：

他如或娴工程，或精会计，或谙法律，或究牧矿，皆倚厥专长，尽其用不相搀也。士之所研，则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天学、地学，及一切格致之学，而一学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至累世奠殚其业。工之所习，则有攻金攻木攻石攻皮攻骨角攻羽毛及设色塼填，而一艺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3]

正所谓“各有专家，而不相侵焉”。与这种分科之学充分发展相为表里，义位明确、具有特指性的各学科的术语层出不穷。反之，由于中国传统学术尚处在综合状态，学科分野不明晰，故术语不发达。章太炎（1869—1936）将汉语、汉文视作“国粹”之首，所以对外来词颇有保留，但他在比较中西语文之短长后，发现“汉土所阙者在术语”，“欧洲所完者在术语”，故认为有必要创制汉字新术语。鉴于汉字造词能力强，章氏又指出：“汉文既有孳乳渐多之用，术语虽阙，得并集数字以成名，无所为病。”对于用汉字组创新术语充满信心。章士钊（1881—1973）也强调“翻译名义”（译名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

国于今日，非使其民具有世界之常识，诚不足以图存；而今世界之学术，什九非前代所有，其表示思想之术语，则并此思想亦为前代人所未尝梦见者，比比然也。

这就将新术语的创译提到救亡图存的高度。

随着学科的分途发展，义位明确、具有特指性的相关术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现代英、法、德、俄等语种的全部词汇中，术语的数量早已超过半数，而且还在与日俱增。16世纪以降，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和世界统一市场的建立，欧洲近代文化，连同其术语也传播到世界各地，其他地域的民族与国家，或被动或主动地接受来自欧洲的近代术语系统，并结合自身语文特征，逐渐有所创发，其语文天地呈现古与今、内与外既相冲突又相融会的纷繁多姿状貌。这在以中国为主体的汉字文化圈演绎得尤为精彩。

近代新术语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得力于借词在近现代的广泛展开。“借词”是英语Loanword的直译，又称“外来语”“外来词””“外来概念词”。陈望道在《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中指出，语言分“内发语”和“外来语”，前者是“本地自造的”，后者是“从外路输入的。引线是外路的知识，新事物、新势力的输入。……外来语也是新文化之一”^[4]。狭义的外来语仅指音译词^[5]，本文所论近代中西日文化互动过程中生成的术语，既包括音译词，又包含意译词和音意合璧译词。借词以新词语的形式进入借方语言中，增加借方语言数量，丰富借方语言表现力，是语言作跨文化渗透的典型表现。借词通过翻译得以实现，而翻译的实质是以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同一思想，其任务主要是再现原文的思想，而不一定重演原文的语音。从此意义言之，“借词”理应包括意译词和音意合璧词。而且，从汉语借词实际看，虽然也有音译，但更多采用意译和音意合璧译词，这是由汉字的表意性所决定的。每一个汉字不仅是一个音符，同时还具有特定的义位。意译词能发挥汉字特有的表意性，昭示其文化内蕴；连音译也往往择取音意兼顾的汉字组合成词，在表音的同时，提供某种意义的暗示，如“逻辑”“奔驰”“黑客”“迷你裙”“托福”之类。严复在音译Utopia时，取“乌托邦”三字，在谐音之外，又可从这三个汉字中产生“乌有寄托之乡”的联想，以引出“空想主义”意蕴。

通过借词以创制新语，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语言现象。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指出，随着社会生活中新事物、新思想的层出不穷，各个时代都有语不足用、需要借取外来词的情形：

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6]

当代语言学家陈原也论及借词的必然性：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它不怕同别的语言接触，它向别的语言借用一些它本来没有，而社会生活的发展要求它非有不可的语汇，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别的语言也向它借用某些同样需要的语汇。一方面是借入，一方面是出借……^[7]

在社会转型时代，随着外来事物及思想的大规模入华，词语的“借入”尤为频繁。

甲午战争以后，日译汉字新术语开始大量涌入中国。清民之际入华日源汉字新语，有音译词（瓦斯、俱乐部等），日本训读词（入口、手续等），日本国字（腺、膣等），日本语译语（基于、对于等）。更重要的是下列两类：一为将中国古典词原义放大、缩小、改造，以对译西洋概念，如悲观、标本、博士、参观、大气、代表、单位、发明、反对、范畴、现象、革命、共和、左翼、右翼、讲师、教授等。以“现象”为例，本为汉译佛语，义为佛、菩萨现出化身，日本哲学家西周（1829—1897）的《人生三宝说》（1875）在“现象”词形中注入新义，成为与“本质”对应的哲学术语。二为运用汉字造字法创制新词，以对译西洋术语，如暗示、霸权、饱和、悲剧、宠儿、低调、公仆、哲学、美学、战线等。其中“哲学”也是西周创制，对译英语Philosophy（爱智之学），准确而且简练，此译名一出，逐渐取代以前诸译名，如理学、形上学、玄学，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清民之际从日本入华的汉字新语，有些本是此前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汉译西书拟订的，如权利、立法、公法、选举、植物学、物理学、热带、温带、冷带、寒流、暖流、细胞等，由于西学在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远比在同期中国受重视，这些在中国未获流布的术语，在日本被广泛使用，清末民初留日学生及“亡命客”便把它们当作“日制汉字词”输入中国。其实，这并非“日词来华”，而是“侨词来归”；并非“新语翩至”，而是“旧词复兴”。直至20世纪晚期，中国出版的多种外来语词典仍把它们视作“日源外来词”。从语源学角度来说，应当恢复这类词语“回归侨词”的身份，并辨析回归前后的因革情形。

概念、范畴的演变，是人类思想更革的表征，反映了知识总量的扩大和认识过程的迁衍、深化。然而，由于概念古今转换、中外对接牵涉文化的时代性迁衍与民族性交织，情形错综复杂，概念与指称之间的误植也时有发生。古典汉字词在转变为新术语之后，既与古汉语义毫不搭界，也不切合对译词的西义，又无法从汉字词的词形推导出新的词义来，即新词义不仅与旧词义完全脱钩，也与词形毫无关涉，其新义全然是外在强加的，便是一种“误植词”。陶履恭（1887—1960）指出：

世人用语，率皆转相仿效，而于用语之真义反漫然不察。物质界之名词，每有实物可稽寻，世人用之，或能无悖词旨，鲜支离妄诞之弊。独进至于抽象之名词，无形体之可依托，而又非仅依吾人官觉所能理会。设转相沿袭，不假思索，非全失原语之真义，即被以新旨，而非原语之所诂，此必然之势也。^[8]

鉴于此，有学者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哲学研究虽有成就，但在理解中也出现一系列文化错位，即用本民族传统理念去扭曲和附会西哲的理论和概念，诸如“理性”概念的误读，“科学”的实用化，“辩证法”的降级诠释，“实践”概念的变形，“自由”概念的附会，等等。^[9]其他学科也有类似情况发生。(www.xing528.com)

概念意译过程中旧名衍为新名导致某种程度的文化错位，还可列举一些典型例证：一如“经济”，旧名本义“经世济民”“经邦济国”意近政治，而在对译economy时形成的新名“经济”，含义转为国民生产、消费、分配、交换之总和，兼指节约、俭省，与本义脱钩，新义又无法从“经济”词形推衍出来。^[10]再如新名“形而上学”，是借《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一语对译metaphysics时形成的，此新名之一义“超验哲理”，与旧名本义方向相切合；但后来衍生的反辩证法的“静止论”“机械论”“外因论”诸义，则全然背离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也超出了旧名“形而上”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11]至于我们早已“日用而不辨”的史学术语“封建”，在新旧名更替之际，其概念误植尤显突出，造成的后果也较为严重。^[12]

术语概念误植带来的不良后果，常会超越语言学范围而直达思想文化层面。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编《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某些西方概念汉译后，往往发生变异，如individualism是欧洲启蒙运动后表述人权和尊重个性的褒义词，译成汉语“个人主义”，则演化为“利己”“自私”的同义语，基本上成了贬义词。此外，如“自由主义”“权利”等译词，也有从英语原来的褒义转变为汉语词贬义的情形。这表明，异文化的通约殊非易事。而如果术语不能通约，异文化的互动则会陷入困境。正因如此，更有必要指明术语概念误植的问题所在，揭示其在古今中外语文坐标系上于何处发生偏差，在哪里出现脱轨，以引起相关学科疗救的注意。

本书将探析的重点时段设定于明末清初、清末民初，尤以后者为重。视域涵盖中—西—日，尤以近代西学术语之汉译及其在中日间之流转、互馈为要。全书分上、下两编，凡十三章。前设导论，后附结语。

汉字术语生成与流播的状貌呈现于诸著译文本：“早期汉文西书”、“早期英汉词典”、清末教科书、清末民初期刊、“晚期汉文西书”。本书上编（第一至第五章）考析五类文本，是为汉字术语生成与流播的载体研究。

建立完备的学术分科是近代文化的一大特点；而与其相表里的则是学科术语群的创制。本书下编（第六至第十三章）在中—西—日时空坐标上展现哲学、论理学（即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及审美学、文学、语言学、国际法、公法、私法、政治、经济、教育（包括“三育”）、心理学、报学与新闻学、采访及采访学、杂志、新闻自由、民俗及民俗学、算学与数学、化学及元素等学科术语的生成、演变、传播、确立的过程，涉及十一个学科之术语群研究。

近代术语在从原产地（欧美）、中介地（中国或日本）到受容地（日本或中国）的漫长周游中，也经历着类似赛义德所说的“思想及语言旅行”的几个阶段，在中介地和受容地遭遇接受条件或抵抗条件，获得“新的重要性”和“新的用法”，成为汉字文化圈词汇的新成员，故被称之“新学语”（简称“新语”）。王国维1905年曾将“新语之输入”称之近代最显著的文化现象，认为“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百年过去，王先生肯认的“新语之输入”有增无已，而诸如“科学、民主、自由、经济、文学、艺术、封建、资本、教育、新闻、物理、化学、心理、社会、革命、共和、政党、阶级、权利、生产力、世界观、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等许多关键词的确立，都是在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语用过程中实现的。这些充当诸学科关键词的汉字新语，词形和词意大都受到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的双重影响，日本因素也参与其间。故追溯汉字新语的源流，考察作为现代人思维纽结的新概念的生成机制、发展规律，将展开中—西—日文化三边互动的复杂图景，彰显近现代思想文化的网络状（并非单线直进）历程。

【注释】

[1]《近代汉字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冯天瑜等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2]对此，顾颉刚（1893—1980）认为，“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旧时士大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1页）黄远庸（1884—1915）作《晚周汉魏文钞序》，将“分科”作为区別中西学术的主要因素：“古无分业之说，其思想论辨不由名学，故常以一科之学，包举万类。欧洲古代学者，举一切物理、心理、政治、道德之理论，悉归之于哲学。吾闻自古亦以一切学问，纳之于文。其分合异同之迹，盖难言之。”（黄远庸《远生遗著》卷四，沈云龙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本，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82页。该文曾发表于《国民公报》，为梁漱溟编《晚周汉魏文钞》所作序文，梁书编于1915年9月）唐君毅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中西学术的不同：“然在中土，则所谓文化之各领域素未截然划分，此于中国图书分类之不能按照西方分类法即已得其证。中国传统之书籍分类，如《七略》四部之分，均以书籍体例分，而不以学术之对象属于何类文化领域分。而此中尤以哲学文学中之分划为难。集部之非同文学，如子部之非同为哲学。而经史二部正治哲学文学者所同读。”（唐君毅《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之关系》，《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民国丛书》第1编第5册，影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195页）

[3]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62册，影光绪刻《庸庵全集》本，第23—24页。

[4]《学术杂志》1940年3月第2辑。

[5]参见高名凯、刘正埮相关论述，见《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

[6]《教育世界》第96期，1905年4月。

[7]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287页。

[8]陶履恭：《社会》，《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

[9]参见邓晓芒：《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十大文化错位》，《世界哲学》2002年增刊。

[10]参见冯天瑜：《中日西语文互动与“经济”概念的变迁》（日文），载［日］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第31期，2005年。

[11]参见冯天瑜：《汉字术语近代转换过程中误植现象辨析——以“经济”、“封建”、“形而上学”为例》，载《中日学者中国学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版，2007年2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