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共同体与高调日本观对华影响

唐人韩愈《与李翊书》云：“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这是讲的作文之道，就我们讨论的战争史认识、中日关系一题而言，也应当去除陈言。陈言者，无视时代变迁，坚执旧套之言也。去除陈言是艰难的事情，因为陈言代表着传统惯性，虽不合时宜，其影响力却不易摆脱。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日本保守派政坛得势，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倒退，中日关系逐渐恶化，进入所谓“政冷经热”阶段，继而更“政冷经凉”，显然于两国皆非幸事。两国友好人士都在寻求化解之途。我们在谋划之际，应当对两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加以辨析，以免落入“陈言”套路，误人误己。

甲、本世纪初，日本学界有人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前首相鸠山由纪夫（1947—　）也提倡“友爱外交”，使价值观不同的亚洲国家实现共存共荣、自立共生，与“东亚共同体”构想相近。这些论者改善日中关系的美意毋庸置疑，但所议是否可行，值得三思。

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有中国学者评议道：

众所周知，对于近年来日本人提出的所谓“东亚共同体”说法，中国知识界一直报以冷淡。日本学者对东亚诸国关系所做的温情脉脉的家族式描绘固然令人神往，但中国学者的反应似乎更实在些：一、家族关系往往比社会关系更难相处；二、既称家族，那么谁是家长？（沈志华语）这种近乎调侃的轻松表述，所涉及的问题却一点也不轻松。因为它连着东亚诸国沉重的历史记忆——前一半是“朝贡体系”，后一半则是“大东亚共荣圈”。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学者在讨论时不会再发“忆昔开元全盛日”的感慨或怀念中华帝国时代的“四方来朝”，但日本学者过于热情的主张，却容易造成令人侧目的误解——因为灭绝人性的那个“共荣圈”，它的崩解毕竟才过去六十年！^[6](www.xing528.com)

“东亚共同体”方案要旨在以“先进”的日本引领亚洲、共创亚洲繁荣。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大东亚共荣圈”，即使此论决无军事侵占意图，但主张由日本引领亚洲诸国，也难以有人响应，特别是经济强大起来的中国与韩国会对其嗤之以鼻。至于构筑平等互利的“东亚共同体”，现阶段条件尚不成熟。只有当中日韩诸方像法德之间那样，拥有大致相同的历史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互相依赖的政治伙伴关系，同时与美国保持友好、对等的利益均衡关系，实质性的“东亚共同体”才可能超越古代“朝贡体系”、近代“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等历史故辙的羁绊，光明磊落地登上世界舞台。

乙、与日本学人设计以日本率领的“东亚共同体”可以比拟的，是某些中国学者“高调的日本观”，即希望中日之间复归到盛唐时代，以中国为老师、日本做学生，形成和谐共处的新中华文化圈。这好像唱的是“前朝曲”。有论者指出：

我们是否还在继续汉唐以来的对日基本态度——一种高调的日本观，即认为日本和中国同源同种，一衣带水，理应从属于一种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这种观念会导致虚构的亲近感而忽视日本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的内在需求。高调日本观中的中华文明优越感会导致日本反弹这一后果，长期不被中国统治阶层适当认知。这是引人深思的另一个话题，因为近代以后至今，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可能导致另外一种高调：即以形象化的（小日本）、脸谱化的（军国主义）观念看待日本。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近代之败，实为意识之败，而非力量之败。^[7]

“高调的日本观”隐含中华中心主义旧影，是一厢情愿、离谱失真的日本观；日本率领诸国的“东亚共同体观”，是日本中心论的柔性表现，也是一厢情愿、离谱失真的亚洲观。二者皆失之迂腐，不宜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