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甲午惨败,中国觉醒者开始考析日本,旅日学者和留日学生撰写一批介绍日本的文字,然详尽而有深度者甚少。知日颇深的戴季陶(1891—1949)1928年说:“中国到日本去留学的人也就不少了,准确的数目虽然不晓得,大概至少总应该有十万人。这十万留学生,他们对于‘日本’这个题目有怎么样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而外,我没有看见有甚么专论日本的书籍。”[14]
就总体而言,中日间信息不平衡的格局现代仍未改变。戴季陶在研究日本问题时曾大发感叹:
我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15]
戴氏揭示了国人的一种偏执情绪:将抵抗日本侵略混同于“排日”。日本侵略中国,国人自应“抗日”,但有效的抗日必须“知日”,必须向强敌学习,那种非理性地拒绝了解日本的一切,只会因失于“知彼”而陷入被动挨打。再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而论,更应当详悉日本的历史与现状,像日本人熟知中国文化一样,研习日本文化。
有论者将昧于“知日”、盲目“排日”的看法称为“高调的日本观”,这样的日本观有相当市场,其根源在于中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日近代最终摊牌之前(中日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长达两千年之久。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中国对日本的忽视,进而是漠视和不信任。”[16]
从历史的时序看,汉唐以来,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中日关系早就埋下最终爆发全面冲突的基因。信息不对称下的中日关系表现为中国对日本的忽视和无知:“徐福东渡”传说埋下高调处理对日关系的种子;汉魏时期的朝贡造就了中日关系的单向性;隋炀帝时期日本开始追求平等身份被中国忽视;唐初中日角逐朝鲜半岛,“白川江之役”日本战败,转而学习大唐,中国产生对日本的优越感,再次忽视日本的雄心;……明朝初年日本已经不为中国信任,倭寇乱华加深了这一情结,又阻止了中国真实地了解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是其侵略中国、挑战东亚朝贡体制的战略尝试,中国开始关注日本但并未作为假想敌;明末日本暗中迫使琉球称臣朝贡,中方不知;清初日本武士道精神勃发,伴随着对大陆的侵略野心宣传,中国仍不知;明治维新后至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做好侵略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心理准备,中国于此仍知之甚少。中国对日本的长期漠视,对日本的自尊进而演变为对大陆的野心并未有足够的认识,及至清末才开始扭转朝贡体系意识、建立与日本的对等民族国家关系,然从军事上准备和日本决战,已是很晚、很被动的了。
近代日本出于推行“大陆政策”的需要,全方位开展中国调查,对中国历史、现状了解细致,在中国国情的掌握上追求“反客为主”,其中也形成若干扭曲的映像。反观中国,对日本历史、现状了解比较粗率,对本国的国情、地情认识也往往大而化之,由此带来的后果,已清清楚楚地记录在近代史上。
改变中日间关于对方认知度的不平衡现象,是今之国人的一项无可推卸的职责。仅从学术层面而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拿出深具历史感和现实洞察力的考析日本、探讨中日关系的论著,已经时不我待。有了这样的成果,方可与日本长期以来考析中国的论著在切磋、辩难中,彼此理解、相互补充,这是形成健全的中国观、日本观、中日关系观的认知基础。筑牢这一认知基础,有助于消弭中日之间对于对方认识的非理性误区,这对中日双方都将有所裨益。
【注释】
[1]本文笔者撰,刊于冯天瑜、任放著《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2]薛福成:《〈日本国志〉序》,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卷卷首第1页。
[3]薛福成:《〈日本国志〉序》,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卷卷首第1—2、2页。
[4]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卷卷首第4页。(www.xing528.com)
[5]薛福成:《〈日本国志〉序》,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卷卷首第1—2、2页。
[6]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下卷第1008、1006页。
[7]黄遵宪《日本国志》被忽视十年有关情节,参见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上册之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5页。
[8]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下卷第1008、1006页。
[9]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下卷第1007页。
[10]薛福成:《〈日本国志〉序》,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卷首第2页。
[11]参见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卷“前言”第6—7页。
[12]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0—51页。
[13]参见张晓刚、国宇:《〈海国图志〉与日本世界观念的重构》,《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4]戴季陶:《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5、15—16页。
[15]戴季陶:《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5、15—16页。
[16]李扬帆:《中国近代之败,实为意识之败——两千年中日交往史的反思》,《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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