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志成书十年：久不流通的意义

自古以来，中国对日本的认识远少于日本的对华认识，梁启超说：“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6]

中国近代开始有少数学人用心于日本研究，清朝驻日参赞黄遵宪为其中翘楚。黄遵宪在日本做了大量调查，1879年开始撰写，于1887年完成50余万字的典制体巨著《日本国志》。该书全方位记述日本历史流变，重点放在明治维新以来的各项规制，此为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的日本史（重点在明治维新史）著作。但黄氏作品并未受到清廷重视。黄遵宪曾将《日本国志》抄本先后递呈主持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1888）、两广总督张之洞（1889）、驻英公使薛福成（1894），并请李、张备咨径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7]

李鸿章1888年的“禀批”称：“该道所著《日本国志》四十卷，本大臣详加披览，叙述具有条理，如《职官》《食货》《兵》《刑》《学术》《工艺》诸志，博稽深考，于彼国改法从西，原委订正，尤为赅备，意在于酌古之中为匡时之具，故自抒心得，议论恢奇，深协觇国采风之旨。虽日本模仿泰西仅得形似，未必志一国而能赅五部洲之形势，然于东瀛政教图经言之凿凿，如在目中，亦有志之士矣。……明隆庆间黄少詹洪宪奉使朝鲜，睹其先世实纪，归作《朝鲜国记》。今此书详瞻过之，洵足与前贤颉颃也。”李鸿章对《日本国志》似乎评估不低，却并未意识到其重要性。“禀批”流露出小视日本威胁严重性的大国心态（“日本模仿泰西仅得形似”），连带着贬低《日本国志》的价值（“未必志一国而能赅五部洲之形势”^[8]），遂将黄著束之高阁达六年之久，而这六年正是日本积极备战攻击中国的关键时段。

张之洞1889年“咨文”称：“查该道籍隶广东嘉应州，随使日本最久，于该国情形向称熟悉，又能留心时事，搜访纂辑，遂有成书。详阅所呈《日本国志》，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寄意深远，致功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倶能会通参考，具见究心时务。……查光绪甲申年贵衙门所刊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所载兵籍于陆军但存兵数，海军存舰名而已。视黄《志》通叙兵制，详略相去奚啻什伯。……二书皆有用之作，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9]张之洞对黄著评价甚高，但他时任两广总督，非中枢要员，不便推介《日本国志》，实际上仍是将黄著束之高阁。

出使英伦的薛福成1894年获黄遵宪寄送之《日本国志》，一读之下，高度肯认，慨然应允为之作序。序文赞曰：

此奇作也！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自古史才难，而作志尤难。盖贯穿始末，鉴别去取，非可率尔为也。而况中东暌隔已久，纂辑于通使方始之际乎？公度可谓闳览劬学之士矣。速竣剞劂，以饷同志，不亦盛乎？他日者家置一编，验日本之兴衰，以卜公度之言之当否可也。^[10]

薛福成读《日本国志》并作序，已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自英国返回中国后不久病逝，亦不可能促成《日本国志》出版。(www.xing528.com)

如此，著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国志》因总理衙门敷衍塞责，被搁置十年。直至甲午战败，“国人始知日本之可畏，与其谋我之亟，而我门户大开，弱点尽露”，这才想起《日本国志》之存在。总理衙门唯一认识《日本国志》价值的袁昶（1846—1900）叹曰：“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时任章京的袁氏指出，若其书早早流布于世，国人知晓日本，预作准备，不致惨败，可省赔款二万万白银。^[11]

甲午战后之1896年，梁启超亦有同感：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中国，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日本立国二千年无正史，私家纪述秽杂不可理，彼中学子能究澈本末、言之成物者已鲜，矧乃异域绝俗，殊文别语，正朔服色、器物名号、度律量衡靡有同者，其孰从而通之？且夫日本古之弹丸，而今之雄国也，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为强，一举而夺琉球，再举而割台湾。此土学子鼾睡未起，睹此异状挢口纤舌，莫知其由，故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以吾所读《日本国志》者，其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若入其闺闼而数米盐，别白黑而诵昭穆也。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又宁惟今日之事而已，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顾犬补牢，未为迟矣。……敢告读是书者：论其遇，审其志，知所戒备，因以为治，无使后世咨嗟而累欷也。^[12]

当然，如前所述，黄子成书十年未为人知，并非由于黄遵宪“久谦让不流通”，而是朝廷麻木，将其束之高阁，以致贻误国人了解强敌日本的时机。

不独《日本国志》，半个世纪前之《海国图志》亦遭遇同样命运：在中国，冷遇之；在日本，热习之，因此对中日两国近代命运产生殊然不同的影响。^[13]

由甲午战败刺激而奋起的戊戌变法诸君子，对《日本国志》青睐有加。康有为的变法条议及所撰《日本变政考》多采自该书，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该书，变法期间之改革诏令基本承袭该书所载日本维新之举措，更遑论黄遵宪在湖南亲自策划新政，开风气之先。此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