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汉字文化圈外缘的日本，自古即以研习中国文化为基本功课，而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这个东瀛岛国则颇不经意。
时至近代，日本以中国为主要拓殖对象，搜集中国情报更成要务，遂有长期运行的禹域考察与研究。中国却继续陶醉于天朝上国迷梦，视日本为“蕞尔小国”，不屑一顾。
于是，从古代到近代，日本的中国认知走向广博精深，颇得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精髓。反观中国，却轻慢日本，对其了解满足于大而化之，以致形成中日间关于对方国情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清末洋务思想家、外交家薛福成（1838—1894）较早指出应当重视日本。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说：
东方诸国足以自立、足以有为者，惟中国与日本而已。[2]
这种判断远超当时忽视日本的习俗之见，可谓卓识。薛氏进而回顾中日关系起伏跌宕的历史，尤其言及近代日本“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而中国对此却“懵然罔省”。深怀危机感的薛氏吁请“究心时务”者用力关注日本。[3](www.xing528.com)
较早发现中日关于对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先觉者，是清末出使日本的诗人外交官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他撰于19世纪80年代的巨著《日本国志》，真切揭示了日本处心积虑考析中国、中国对日本却茫然少知的情形。黄氏在《〈日本国志〉叙》中坦陈中国人“不知日”：
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虽然，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历世纪载又不详其事，安所凭借以为考证之资，其狭隘也亦无足怪也。[4]
薛福成赞同黄氏看法。他在《〈日本国志〉序》中指出：
近世作者如松龛徐氏（《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畬——引者）、默深魏氏（《海国图志》作者魏源——引者），于西洋绝远之国尚能志其崖略，独于日本考证阙如。或稍述之而惝恍疏阔，竟不能稽其世系疆域，犹似古之所谓三神山者之可望不可至也。[5]
这篇撰于光绪二十年（1894）春三月的文章，今天读来格外具有历史寓意。该文写就仅数月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大胜清国。中国之败，原因是多重的，而轻视日本、知日本甚少，是不可忽略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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