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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居宣长与他的古事记传: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

时间:2023-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年事已高的贺茂真渊将研究《古事记》的宿愿托付本居宣长,这也成为本居终生追求。此后6年间,在贺茂真渊指导下,本居宣长潜心于《古事记》研究。此后数十年,迨至69岁时,他终于完成44卷的巨著《古事记传》。他是日本创世神话的坚定信奉者,鼓吹《古事记》内容就是神道本质,亦是日本国学根本。本居宣长坚信《古事记》所载是确有其事之历史实态,人生理想须从中找寻依托。对比中日伦理,本居宣长认为日本道德比中国优越。

本居宣长与他的古事记传: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

在贺茂真渊的弟子门生之中,在思想史上最有开宗立派气象者当推本居宣长(1730—1801)。从乃师处,本居习得“情”之真义,遂立为学问中心。其《直毗灵》声称,天理即人欲,“直情径行”是日本道德本色。

本居宣长堪称日本“国学”集大成者。他将日本“国学”发展成为涵摄日本所有古代学问的系统知识。应该说,贺茂真渊打通文、史、哲诸学之门的学风,亦为本居宣长所承袭,并将其推进到崭新境界。

本居宣长出身于从事布业批发的町人之家,但其母感觉他不宜经商,遂派他到京都学医。22岁的本居在京都学医之际,师从朱子学者堀景山(1688—1757)。堀景山不仅擅长儒学,与古学派荻生徂徕交往甚厚,而且歌学造诣颇深,精通古文辞学。这种横跨学派门槛之做法,对本居宣长影响匪浅。在京都待了6年之后,28岁的本居回到家乡伊势松坂,从事儿科医术。与此同时,继续钻研古典。其间,他读到贺茂真渊著作,为之倾倒。贺茂从文学(《万叶集》)涉足神道(《古事记》《日本书纪》),拓展了日本“国学”的学术空间和思想空间。宝历十三年(1763),34岁的本居在松坂一家旅店,遇见游历到此的67岁的贺茂真渊。年事已高的贺茂真渊将研究《古事记》的宿愿托付本居宣长,这也成为本居终生追求。此后6年间,在贺茂真渊指导下,本居宣长潜心于《古事记》研究。此后数十年,迨至69岁时,他终于完成44卷的巨著《古事记传》。

本居宣长排斥佛教、儒学、道教,追求“神之道的原本之道”。他虽不是神官,却生长于伊势神宫所在地(松坂),年少时一度作为山田之今井田家的养子,得以亲近伊势神道。年轻时游学京都,又受到垂加神道影响,声称“不佞虽不肖,幸生此神州,赖大日孁贵之宠灵,奉自然之神道而依之,则礼、义、智、仁不靳而有焉”。在他看来,儒学传入日本之后,注家蜂起,不仅烦琐杂芜、牵强附会,且均为“汉意”,与日本人内心深处之“情”相隔膜。以故,日本人接受儒学教化是表面的。应该重拾未被儒学污染的日本古典,从中寻找古人之情(“大和心”),将其发扬光大。他是日本创世神话的坚定信奉者,鼓吹《古事记》内容就是神道本质,亦是日本国学根本。本居宣长坚信《古事记》所载是确有其事之历史实态,人生理想须从中找寻依托。

严谨的学者一眼就能看出《古事记》神代记述有大量虚构成分,但本宣却强调对神代卷不容半分质疑。在此,他的非合理主义几乎达到偏执狂的程度。这种偏激的古史立场,是对儒家合理主义以及朱子学崇尚中华之取向的反弹。他强调:所谓神道,是指始于产灵神之御灵而生的诺册二尊(神祖),后由天照大神传承,作为天神后代之历代天皇以神代精神统治天下之道(“神之道”)。人们应该将古典所记视为神之大业,绝对服从天皇,此乃“人之道”。鉴于日本是神创之国(神国),日本天皇是天神之子孙,加上普照天地之太阳神(天照大神)格外垂青日本这一神国,因此,日本是世界万国之本原。在《玉匣》《直毗灵》《玉矛百首》中,神道被奉为世间唯一神圣之道,超越万国之上,“把我大国古代的优良风俗特为区别开来,称为神道。因其和外国种种之道不同,叫作神,并借国的名称,成为我国之道”;“真实之道普遍于天地间,无论何国都是一条路,但这个道只我皇国得其正传,外国皆从古即已失传。因此,在外国便另说种种的道,将各种的道认为正道,不知外国之道皆务末的枝叶之道,非古来真实之道”。他抨击中国的圣人之道。相比之下,“我皇国的神道,从皇祖之神开始所传下的,叫作道,在这意味是和汉籍的道绝不相同的”;儒佛之道“为广义神道之末梢的枝道”。总之,万物自然之道始自日本的天照大神,“与天地同其悠久不变。这个具备神德之道,较之外国所有之道,远为具真正高贵的凭证”。(www.xing528.com)

对比中日伦理,本居宣长认为日本道德比中国优越。他在《古事记传》中多次提及“制斯道而正者,乃原道不正之故也”;“法之所以无上之严,乃犯法者多之故也”;“如彼中国人者,其心本恶,事乱本多,故事无巨细,皆详悉规定,以防之也”[5]。大意是说,中国人深具劣根性,必须辅之以严格的道德戒律,而日本人则不需要。出于维护绝对的天皇制,本居宣长声称:天皇之至尊源于神授,其所言所行实非善恶道德之律令所能臧否。他进而主张征讨中国,“自今以后,如彼果有罪,而我加以征伐”。对此,日本史家信夫清三郎指出:“已经准备要在中国犯罪时‘加以征伐’的本居宣长的日本神国主义,不仅表明其想把日本与华夷秩序区别开来,以形成日本独立的世界,而且还隐秘着向国外扩张的冲动。日本主义不久便包含了这样一种概念,即从华夷秩序的保护伞下独立出来的日本,将建立自己传统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本居宣长所著《驭戎慨言》即是为“‘探讨外国诸种朝贡事由之始’而写的”[6]

本居宣长充满大和民族的优越感,竭力排斥“唐心”(儒学)、“佛心”(佛教),对外扩张、征服世界之梦想溢于言表。本居宣长的代表作《玉矛百首》称:“此世界国家众多,但由天神创生者,唯我日本”;“天照大神意即普照世界之太阳”;“天照大神者乃宇宙间无与伦比之神,与天地共长久,万国均受其光泽”。日本是“天照大神创生之本国,故而是万国之本原”。反复强调“日本乃天神之本国,万国之最优秀者,是国中之国”;“万国之最优秀者,唯天皇统驭之日本”[7]。他鼓吹世界万国均应置于天照大神的掌驭之下:

盖天与地原为一物,其间并无间隔,故高天原者,万国所同戴之高天原;天照大神者,因为治天之神,宇宙间无与伦比,只要天地长久,则四海万国无不蒙其德光所照。无论何国,亦不能不得大神蔽荫而可自存者。

由上可见,弥漫于本居宣长字里行间者,是近乎偏执的神国至上、天皇至上、日本至上的历史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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