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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近代转型:荷田春满与贺茂真渊的精神对比

时间:2023-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关于和歌,田安宗武、荷田在满、贺茂真渊三人有一场论争,堪称日本文化史大事件。贺茂真渊的歌论,虽将《万叶集》作为和歌理想范式,但不同意将“诚”作为和歌本质特征。他憧憬古人生活,称其充满着“万叶精神”,当然包括尚武一面。这是贺茂真渊“国学”的特异之处。在贺茂真渊的众多著述中,最能体现他阐发“日本精神”功力者当推《国意考》。所谓“国意”,即根植于皇国史观之中的皇国精神。

中国文化近代转型:荷田春满与贺茂真渊的精神对比

第一代国学大家荷田春满认为,国学家身体力行之首要,在于研习古语,在训诂字义、考订版本等文献学方面下一番功夫。“古语不通则古义不明焉,古义不明则古学不复焉。先王之风拂迹,前贤之意近荒,一由不讲语学。是所以臣终身精力,用尽古语也。”

荷田春满曾向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建言,力主创建“倭学”学堂。在《创倭学校启》中,荷田春满写道:“悲哉!先儒之无识,无一及皇国之学;痛矣!后学之卤莽,谁能叹古道之溃?是故异教如彼盛矣,街谈巷议,无所不至;吾道如此衰矣,邪说暴行乘虚入。”他排斥阴阳五行之说,主张恢复国学古风。所谓“今之谈神道者,是皆阴阳五行家之说,世之讲咏歌者,大率圆钝四教仪之解。非唐宋诸儒之糟粕,则胎金两部之余沥。非凿空钻穴之妄说,则无证不稽之私言。曰秘曰诀,古贤之真传何有?或蕴或奥,今人之伪造是多。臣自少无寝无食,以排击异端为念;以学以思,不兴复古道无止”[3]。由此可见,荷田颇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之文化使命感

无独有偶,日本“国学”的第二位标志性人物——贺茂真渊(1697—1769)也出身于神官之家。贺茂自幼就跟随属于徂徕学派的渡边蒙庵(1687—1775)学习汉学。渡边的古文辞学及老学造诣颇深,对贺茂有深刻影响,使其在学理致思上具有鲜明的自然主义倾向。区别仅在于:渡边运用古文辞学研究中国古典,力图从六经之中探明“先王之道”;贺茂则从古文辞学入手,专注于日本古典,希望从《万叶集》等典籍之中窥见“古道”。在师承关系上,尤为重要的是:贺茂真渊37岁时拜入荷田春满门下,研习《古事记》《日本书纪》等从上古到中世之日本典籍,尤长于《万叶集》《伊势物语》之专门之学,这显系荷田学风之投影。贺茂真渊50岁时,因荷田春满养子荷田在满荐举,出仕于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次子田安宗武(1715—1771)之府。田安宗武以荷田、贺茂为师,成为著名的国学者、歌人。由于田安宗武之礼遇,贺茂仕途延续到64岁。

关于和歌,田安宗武、荷田在满、贺茂真渊三人有一场论争,堪称日本文化史大事件。宽保二年(1742),田安宗武命荷田在满撰述《国歌八论》。荷田在满主张和歌以辞藻华美为主,理想模式是《新古今和歌集》。田安宗武持有异议,遂撰《国歌八论余言》,认为和歌之高妙在于“诚”,《万叶集》才是和歌样板。其后,贺茂真渊撰写《国歌八论余言拾遗》,批评二人之说。荷田在满又作《国歌八论再论》予以辨正,田安宗武亦以《歌论》回应。贺茂真渊的歌论,虽将《万叶集》作为和歌理想范式,但不同意将“诚”作为和歌本质特征。他认为“诚”的解说,仍未脱伦理(“理”)轨范,遮蔽了和歌抒“情”真义。此“情”非偶发、飘浮之情,而是沉潜于古人生世界之真情。他进而阐发曰:歌道即古道,《万叶集》所体现者即为古道观。“尊古者必习古歌,习古歌者必先读《万叶》,能通《万叶》而得其解,则知古人之心见于辞者,诚朴无伪,既雄壮又风雅。知此,则古世代之事亦以明矣。”他憧憬古人生活,称其充满着“万叶精神”,当然包括尚武一面。《万叶集》之研究,起自契冲,中经荷田,到贺茂这里达到高峰。应该说,这种钟情于“情”的自然主义哲学取向,有着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子的深刻印记,构成贺茂真渊复古主义中心思想。这是贺茂真渊“国学”的特异之处。立足于此,贺茂发出对儒佛的批判之声。(www.xing528.com)

贺茂真渊虽然主攻《万叶集》,但他兴趣广泛,对上代的政治、伦理、艺术、生活均有深入的历史研究,著有《歌意考》《语意考》《文意考》《书意考》《国意考》等书,使“国学”呈现开放式的知识架构。他致力于《万叶集》之前的神代研究,认为儒学是歪理邪说,同时排斥佛教,反对根据宋儒著述解释神道经典。他比较《古事记》《日本书纪》,强调《古事记》保留了纯粹的古义,是日本历史文化之所本,《日本书纪》因充满“汉意”而不足取。贺茂真渊强调:自己从日本古典文化(尤其是和歌)中发现古人“直心”(纯真性情、自然心思);神道乃自然之道,仅需对神崇敬礼拜,摒绝空假之心,是为古真之道。

在贺茂真渊的众多著述中,最能体现他阐发“日本精神”功力者当推《国意考》。所谓“国意”,即根植于皇国史观之中的皇国精神。虽然自幼即师从徂徕学派,但他却不喜徂徕学派将精力投入探寻中国“先王之道”。因此,《国意考》开篇就从批判儒学入手,凸显“日本中心论”。针对有人声称“不迷恋和歌,欲学中国之道”,贺茂强调,儒教不过是“将天地之心”改为“人为之物”而已。他认为,与中国理学主“理”不同,日本歌学主“情”。生命如歌,生机勃勃,根本用不着拿所谓的“道理”去束缚它。日本和歌直抒胸臆、率真多情,是描摹众生、实写万物的艺术。和歌崇尚自然、贴近社会、洞悉人生,通过和歌可以了解政事之治乱、世态之炎凉、人性之善恶。提倡自然主义的歌学,皇道可以发扬光大、人间可以美满和谐。儒佛之教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人民过着简朴、平和之生活。后来,输入日本且影响日隆之儒佛二教,却扰乱了日本社会。反省历史,“丢弃我国之道而模仿外国之道”是根由所在[4]。贺茂真渊的复古国学为日后的王政复古准备了一剂强心针,为高唱“皇道”之军国主义夯实了哲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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